王二、王五是两兄弟，父母早亡，从小在流浪中长大，养成了游手好闲习惯，是典型的小混混。
二十多年前，年仅十岁的王二带着不到三岁的弟弟王五流落到了长安。
王二一家原本是洛阳济源人，共有兄弟五个，王二排行老二，王五是最小的。由于孩子多，本来生活就过的紧，又赶上战乱，王二一家被迫向长安方向逃难。
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政局动乱。李渊与儿子在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李渊叛乱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召募军队，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
在逃难途中，父母及几个兄弟均相继病死或饿死，只留下了王二和王五。也许是命运使然，亦或许是王二、王五生命力顽强，最终，王二带着王五辗转到了长安。
一个十岁的孩子带着不到三岁的王五，在刚刚安定下来的长安，其生存之难可想而知。
流浪、乞讨、偷盗便成了两人生存的手段。其中，遭白眼、受欺负、挨饿是不可避免的。
游手好闲便是在这种环境下炼成的。
近日，两人因赌博欠了七两银子的债，债主逼的急。
七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要想一下凑到，却也不易。
当铺、珠宝之类的防护很严，不易得手。一般的商品价值太小，七两银子相当于六吨大米的价值了，转换成普通商品，是个不小的数。
铜铁是管制品，不能公开买卖，是能快速聚钱的好东西。但凡管制品，其黑市价格肯定高，物一稀为贵，这是经济规律。
打听到科学院有铁和铜，便铤而走险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科学院是干什么的，只见里面很大，人少，容易得手。
当天晚上，由王二在外面接应，王五翻墙进入盗窃。王二才二十多岁，体力好些。其过程和分析的差不多。
由于晚上，青龙坊的门已关闭，两人便将脏物埋在了一处空地里，准备以后再来取。
四十多斤铁和二十多斤铜，体积并不大，随便掩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
向永安排人去搜过两人的住所，没有搜到脏物。
两人混迹于长安城中多年，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那种，衙门可是没少进来。所以，也练就了一套对付衙门的经验，那就是：只要没有铁的证据，死不认帐，宁肯受些皮肉之苦，反正受的苦已经不少了。
因为此案背景的重要性，必须要查出真相。
所以，给二人用刑的办法不妥。
用刑一般来说是个有效的手段，中国历来就不乏其手段。不过，制造冤案是难免的。所以，在现代化的先进制度中，这一手段已经被禁止了。
武则天时期实行酷吏，制造了不少冤案。臭名昭著的来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讯囚，又必先示以刑具，囚人畏惧，往往自诬。
酷刑之下，多有冤魂。这一点，都清楚。
对于二王兄弟，如果制造出冤案，掩盖了真相，万一出了纰漏，那可担待不起。
而用刑过轻，对两人根本不起作用。
有理有据，才是本案的关键。
根据唐朝的法律，证据需遵循以下三条：
其一、口供
唐代认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否则，一般不能定罪。同时也反拷告诉人。《断狱律》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
其二、证人证言
唐律中对证人证言有许多规定：一是“众证定罪”。《疏议》曰：“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此适用于享有特权者及免于刑讯者。《断狱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二是“相容隐者不得为证”。《断狱律》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三是“伪证有罪”。《唐律#8226；；诈伪》：“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
其三、物证勘验
物证是可靠的证据，如不招供，亦可判决。《断狱律》载：“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现在是，口供不好拿，物证没有，人证更不可能。
看似一个小案，却很棘手。
马少行、彭战、向永端坐在上面，表情并不轻松。
林毅作为原告方也在，因品级关系，不用站在下面，而是坐在旁边。同来的刘如平、王子合、张狗娃等人则站在身后。
“王二、王五可知罪？”彭战慢条斯理的问。
“不知！”王二、王五干脆的回答。这种场面经历的多了，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的。
王二、王五心想，接下来应该是：拍惊堂木，大喝一声。。。。。。，然后用刑。
“昨日晌午可曾去过青龙坊？”依然是不紧不慢的声音。
嗯？怎么和以往不一样？这让王二、王五心里有点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