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太成功的父亲，对继承家业的儿子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至少这事放在李治身上，他就感觉不到那份美好。
时移事转，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停地奔波在更新换代的路上，可是对于李治来说，想要改变那些当年李世民因时制宜所定下的某些方针政策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往往都大得无法想象。而被那些固步自封的大臣们摆出来罩在阻力外面的保护罩，赫然倒是李世民当年的成功，宥于一个孝字，很多时候他都不得不选择妥协，但是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妥协，更加坚定了他变革的决心。
当年很多政策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李世民求的是一个“稳”字，即使知道隐患重重，可是也不得不饮鸠止渴般的咬着牙进行下去。但是经历过贞观一朝的发展，李治所求的这个“稳”字，已经与当年经由玄武门之变方才登基称帝的李世民大不相同了。而当年很多政策的隐患，经过了这么些年的酝酿，也已经开始在慢慢地暴露了出来，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些大臣们也并不是看不到这些隐患的存在，只是人总是自私的，这些隐患眼下触犯的并非他们的利益，而一旦政策有所变动，损毁的却必定是他们的那部分利益，于是，他们的反对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李世民在世之时，李治也曾经就这些问题，请教过李世民。当时李治其实便已经想象到一些今时今日会出现状况，但是李世民却只是欣慰地点了点头，却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般，开始着手改变那些应该改变的东西。李治心里清楚，这也同样是李世民留给他的考验，同样也是给他的一个选择。
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不安定因素，那么便安分地做个守成之君；如果有能力解决这些不安定因素，那么……再为大唐，开创一代盛世这是李治被册封为太子之后，对李世民说过的最热血的一句话。
从政治，从军事，从民生，李治只从那些奏疏之中，便读出了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与能接受他改革思想的近臣讨论过，也不止一次地请教过房玄龄等一心为公的能臣，试图找出合适地解决办法。但是能接受他思想的近臣，多是些热血的青年之辈，种种设想的激进程度，是李治不敢采纳的主要原因，而房玄龄等人或许是因为年龄原因，过于求稳，完全不能配合李治的急切心情。
诉苦这种事，李治也就能在永宁面前做得坦然。他也没想着永宁能替他想出什么解决办法，只是希望身边有个能够了解他全部意图，并且是会给予他支持的人存在，就算是自我的心理安慰，也确实让他舒服了不少。
在李治面前，永宁从来都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她也并不是听过就算，每次李治倾诉之后，她都会陪着李治一起分析问题，并且将其中的困难之处列举出来，再试着分解困难，一步一步地将困难的问题分解地最简单的程度，然后再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列举解决办法，倒推回去……
李治从来没有把永宁的这些举动与政治权利做过关联，他一直都认为，那些被解决的问题只是他在永宁的陪伴下，清心宁神后，自己找到的解决办法……
这次房玄龄办书院之事，一开始李治想得并不多，只是希望可以借着房玄龄的名望，让朝堂之上寒门出身的官员慢慢地多起来，相对于那些背景深厚的世家子弟，这些寒门出身的官员相对来说，对改革的抵触情绪会小很多，毕竟他们的利益一时之间与那些急需改革的政策是挂不上钩的，相反的是，改革一旦开始，对世家阀门出身的官员来说，打击甚重，这对寒门出身的官员才意味着更大的利益……
李治在永宁对书院之事犹疑时，便将他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想借此打消永宁劝说房玄龄放弃办书院的念头，谁知永宁却只摇着头劝他，不要对那些初出茅庐的学子报以太高的期望……
李治对永宁的判断从来都信任有加，因着永宁的劝说，他私下里悄悄地旁听过几次国子监寒门学子的聚会，也与其中素有才名的几人交往过一番，结果却是不免大失所望。
这些年轻士子多有一颗赤诚之心，可惜思想却守旧固执，根本没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他们盲目地认同着前辈们所认同的一切，却根本没有去探询根底的意图……李治与永宁说起这些时，不免有些沮丧，如果他有等着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时间，那么便不如把精力放在房玄龄他们所提议的那些耗时甚久的稳妥之策上……
而永宁当时与李治分析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的时候，很明确地提出了“思想引导”的问题。所谓学生，他们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光学习老师教授的知识，同时也在学习老师于言行之间带出来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代表着他们将来被社会认同的基础。而于现教授这些站在官场门槛外面的学生的老师，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知识，更要凭借自身的资历，而这些条件就意味着老师这个群体的年龄层都是比较高的。
而年纪大的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是不用去期待的。
永宁在分析出这些原因之后，便提出了一个开阔学生眼界的建议，只是她当时并没有再具体往下说，李治的注意力也被那些分析给吸引了过去，并没有细问。
可是当永宁将为书院想出来的“开源”的办法，摆在了李治面前时，他敏感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