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对于处理政务很不耐烦，首先是他其实并不擅长处理政务，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前世没有，这一世早年的时候忙于建设“工业部”，开发各种技术应用，长大一点后又长年征战在外。
即使登基为帝后，政务也是长期委托诸葛亮代管，他则专心带兵征战魏吴两国。可以说，对于政务这一块，他完全是个甩手掌柜。
刘备虽然也安排了儒学老师跟随他左右，悉心教导他，可是他对于国学兴趣乏乏，只是应付式交差了事。由于他屡战屡胜，在蜀汉和汉军当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所以那些奉命教导他的老夫子也不敢逼~迫太紧，以至于他现在严重偏科。
偏科的恶果现在终于体现出来了，长期以来，他都偏向于理工科、战争课，现在需要他面对的是政治课、公共管理课这些文科，他应付起来自然就有点吃力了。
所以，他一度想逃出皇宫，跑去边疆加入那三场对外扩张的战争当中去。可是仔细想想，这些地方的战事都是耗时漫长，而且所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参与其中随时都有丢命的可能。
由于致命因素是自然、生物等原因，而非战之罪，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公正、公平的，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贵贱而有所区别对待。所以，即使是以皇帝之尊去到那里也不会例外，所面临的危险和普通士卒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爱惜生命的刘厚也不敢贸然亲临这三处战场，他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提出亲征，必然会遭到所有朝臣的反对，既然如此吃力不讨好，何必还要说出来呢。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刘厚发现，儒家子弟对于治国还真是有一套，孔夫子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老人家，他的徒子徒孙还是挺有本事的。
起码在汉代，儒家子弟还没有受八股文的荼毒，思想还不至于僵化，相反，儒家还是挺讲究素质教育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放在后世简直就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肯定是文武双全的。
可惜在唐宋以后，射和御等属于武的方面就逐渐被人踢出了“君子”的必修课，剩下的全是文科的内容，于是，儒家弟子多数变成了手生。
不过在三国时代还行，很多地方官都是军政大权一把抓，真正是上马能领军，下马能治国，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儒门弟子。为此，刘厚也反省了一下现在在各个学院教授的课程，发现数理化等课程占的比重过大，国学则渐渐式微。
文科生还是需要的啊。当刘厚真正开始治理国家时，才发现这些国学也不是一无是处，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灵活，对治国很有一套，同时适应性很强，有些人责任感很强，有些人很有风骨，这些人无论是放在治军还是其他各种岗位，都能很快上手。
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学对于思想教育很有作用，培养出来的人才有担当，有正气，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都是儒门提倡的基本做人准则，而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对于这种价值体系是无任欢迎的，刘厚也不例外。
儒家的这种提倡简直骚到了统治者的痒处，这也是历朝历代儒家思想都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刘厚坐天下后，也意识到国学对于教化百姓很有好处，于是，决定在学院中加大国学课的比重。
对于这点，那些儒家子弟是举双手赞成的。本来教育界是他们独霸天下的，偏偏这个小皇帝一当政，就颠覆性地将儒家的课程压缩到很少的程度，改为重视奇~淫巧技，这令他们很不满。
现在难得小皇帝松口了，开始重新重视起儒家来了，一众儒家子弟又开始上蹿下跳想重新恢复当年独尊儒术的风光场面。
不过刘厚却明确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不得独尊某一术，要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样中华民族的文明才会越来越辉煌。并下诏说，提倡独尊某一术，打压其他学说的人都是野心家，都应该被铲除。
以后朝廷要营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种学派想出人头地，就要拿出真本事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先进性。证明的方法严禁通过打压、贬低其他学派的方式进行，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准则。
一时之间，整个大汉学术界风起云涌，除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这些较大的派别之外，那些已经被打压得逐渐式微的阴阳家、兵家、农家、小说家、杂家、纵横家、方技家、名家等等也纷纷冒头。
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终于重新形成了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刘厚对此感到很欣慰，他此举正是要模仿欧洲的文艺复兴，掀起一场大汉版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看似是一场关于科学与艺术的革命，但是在欧洲历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
文艺复兴其实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大汉，宗教问题并不严重，只要出~台一些法律，用一些条条框框限制宗教的发展就可以了。启蒙运动大汉正在做，刘厚还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