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浑河恢复了勃勃生机，冰雪融水极大的增加了地表的径流，浑河和辽河一时间江水滔滔，白浪连天。
袁应泰站在辽阳的北城楼上。望着沈阳的方向，非常的惆怅。他心里清楚，沈阳城没办法固守。沈阳城虽然周长有一千四百二十八丈（4570米），但由于年久失修、岁月的侵蚀，风雨的冲刷，夯土的没有翻新包砖的墙体遭受了极大破坏。
沈阳城墙“高不盈丈余、面窄仅五六尺”，墙砖则“皆腐蚀珊塌”，城内仅剩二三百户居民，也就是说墙最高勉强三米，墙最厚处厚仅1.6米～1.9米之间，后金兵站在城下拿根长枪就能捅刺站在城墙上守军，后金的长矛都有4.5米长。如果冲到城墙下，用锹镐开挖，一会功夫，就能把城墙掘塌。
袁应泰，大明朝末期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就是靠治水上来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授临漳县（原属河北省、明清时属河南）知县，在任期间筑长堤四十余里，以防漳水泛滥。
调任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组织百姓修引水隧道，凿穿太行山，引入沁水，修筑25条堰，灌溉田亩数万顷，使邻县也受益。当时被评为政绩为两河（河南、河北）之冠。
之后他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兵部武选司郎中。袁应泰此人历来认真办事，又勇于任事，不怕得罪人。在兵部期间，将假冒世职的数百人全部淘汰。
不久，他被从京城下放，转任淮徐兵备参议。当时山东遭灾，他设粥厂救济灾民，又动员他们修城墙，疏浚城河，修葺孔庙，使灾民都能饱食。袁应泰又将额外税收及漕折银数万两全部用来赈济灾民。
老袁办事只要对得起良心，不怕影响个人前途。他做的这些事个人是担了很大的风险的。随后，户部弹劾他擅自动用官库银、粮。因救灾有功，他已升迁为副使，反复考虑形势后，觉得还是自己知趣的好，也给自己留点体面。遂借病回乡。
这次下野，沉寂了好久。直到很多年后，京畿附近有发生水灾，专业人才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用，别管会不会为人做官，领导上还真离不了。袁应泰再次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属北京）治水。
当时后金屡次兴兵攻边，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
熊廷弼因为党争下台后，袁应泰被升迁为辽东经略，这时的这个位置，不比和平时期，其实是个烫手的哦山芋，谁也不愿意要。去就是打仗的，四六不靠的，又有本事和操守才会派去，既能顶缸，又放心。他给熊廷弼管管后勤事还行，工作勤勤恳恳，绝对称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军事经验，更没有军事指挥才能。对辽东的形势也缺乏深刻的认识。
此时他清醒的知道，临时修补城墙已经没时间了，之前的冬季没法施工，现在刚刚开春，后金的大军已经到了。因此老袁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对沈阳进行了工事扩建。
首先把护城河填了，反正这河有没有也差不多。然后在城外七八丈远的距离设置车营，将沈阳城包裹，这样明军防线达到了一千五百丈。
袁应泰知道自己不懂军事，兵力布置采取了谨慎为主的办法。每一丈五尺分一辆战车，每一辆战车装备灭虏炮2门，火铳5把，车兵6名，占地方圆五尺，而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一丈，两车空间则布置火铳手10名，十人分为两竖列，每列五层，轮番射击。这车营与城墙之间还有四丈的距离，作为马路给预备队和机动兵力来往支援调动。
此外在车营之外又挖掘了两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壕沟外则砍伐树木削尖成木桩，参差交错，每三四层设立一道高可数丈的木栅栏作为外围工事，城墙与车营高低搭配，火力交错射击。
如此守军就分成了三个部分，城墙守军、车营守军、预备队和机动部队。老袁打仗不行，但是搞工程是一把好手，这一套就是后来曾国藩搞的那一套，结硬寨、打呆仗。做完这一切，老袁也只能寄希望于沈阳的守将贺世贤长期坚守，以待关内援兵。
无圈点满洲老档记载，明军在沈阳城外挖掘了十三道数丈深宽的大壕沟，战车之间还建造了五尺高的羊马墙，与明朝记录不相符合，可能是对城防做了夸大，以突出八旗的勇武。按照《满洲秘档》说法，沈阳城内有七万明军，但这很明显是故意夸大的。实际明军也就一万五六。
在萨尔浒战败后，明军在辽东的机动兵力一扫而空，开原和铁岭失守后，近四万军队战没，熊廷弼上台后，他充分做了调查，沈阳除了在城头、城外防守的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人之外，还有万人左右可充做游兵。粗算当时沈阳明军总兵力应该在2.8万～3万人之间。这些兵力都不是什么精锐，都是当地的卫所兵和营兵为主。
熊廷弼被罢官后，原来熊廷弼的部署被文官胡乱改动，袁应泰接替上位后，重新部署各地防守，他发现沈阳仅有旧军一万人。熊廷弼时期还能布置四面防线的明军，现在的兵力充其量只能维持两面防线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兵是玩不转的，危机迫在眉睫，袁应泰冒险开始招募少数民族士兵，城内布置了大量降夷。这些降夷有蒙古人也有女真人。到天启元年二月底为止，辽沈总计粗略统计，一共接受了五千上下的降夷，这些临时招募的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