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二〇〇二年，你的文学生涯已走过了四十五年，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你能描述一下最初萌动的情形吗？
陈忠实：追溯起来，我的文学生涯应从我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小说算起。那是一次作文，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桃园风波》，那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追求就起于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一是家脉的影响，父亲的形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有些文化。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父亲和一般农民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他总是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二是我上初二的时候，那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我记得厚厚的一本文学课本收录有现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包括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李准的刚刚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我读他们的东西，似乎直接复活了我少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感到亲切和惊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产生了借阅文学书籍的yù_wàng。再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姓车，刚从师范学院毕业，车老师大概是一个标准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发烧友，他讲语文课，还给我们讲一些当时文坛的趣闻动态、作家故事。我后来写了一篇作文《堤》，是车老师主动提出为我抄写并向《延河》投稿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延河》。车老师拨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五十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是一种兴趣。那时候的确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热爱。
李国平：你觉着你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白鹿原》当然是高峰，有几次高峰？几次转折？
陈忠实：我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作yù_wàng的发生、萌动开始，在中学办文学社、出墙报，到高中毕业后回乡。高考失败后几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就立志搞创作。一九六五年在《西安日报》发表chù_nǚ作《夜过流沙沟》。直到一九七八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从最初的爱好到能够发表作品，到引起一定的重视和反响，是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包含着基本训练、学习和借鉴，以及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创作心理上的自信与自卑和文学的神秘感问题。第二个阶段大约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一九七八年，我已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春天的到来，文学可以当事业干了。我也从基层行政部门调到文化单位，，那几乎是一个自虐式的反省。剥离的过程和目的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来荡涤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树文学的信心。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转折期，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问题。记得当时《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从北京赶到我下乡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亮亮相，哪怕写一篇散文，给《人民日报》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说陈忠实已趴下了。我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读者。那时候和后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剥离，使我获得了文学的新生。第三个阶段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意识到《白鹿原》的内涵和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软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能否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
李国平：在你的文学生涯中遇到许多文学前辈、文学编辑、文朋诗友，王汶石、吕震岳、蒙万夫、徐剑铭、张月赓、李下叔、何启治，他们可说是你的良师益友，每每在创作的重要关口给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命运相伴而生。而《白鹿原》的创作，可以说是我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一次实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