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河顺着四川盆地的南沿，曲折地注入长江。
在赤水河西岸五十公里处，有一处山峰，叫做连天山，山上竹林密布，一条山溪从山脚流过，溪谷两岸的山腰上，遍布着羊肠小道，历来黔北毕节、云南镇雄、威信一带的马帮要进入四川，都是走这一条近道。连天山上住着一位大地主大山霸胡桂全，附近百十户人家，都靠租种胡家的田地，以及在胡家竹料场伐料放排营生。穷苦的山民们身受贪官、土匪恶霸、地主老财的三重压迫，日子过得就像这山上的苦竹。
那时候正是民国建立之初，各级衙门刚刚改名叫**或者公署，实力还掌握在每个地方的军阀手里面，军阀们仍然在忙着四处打仗争夺地盘，百姓的死活就没有人管，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管——收租、收捐的时候就有人管。
有人说“地狱已空，魔鬼在人间”，这句话用来形容那个年代的情形可谓是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候各地的清朝官吏、兵丁们都刚刚摇身一变，换上了新的制服和军装，就成了国民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民国**虽然知道这种情况，但自己没有实力，革命成功只能依靠这些原来的清朝官吏的拥护和支持，而各地的清朝官员们，这时候也看准清朝大厦将倾，革命是大势所趋，他们也有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首鼠两端见机而作，发一个宣布独立或者拥护民国**的通电布告全国，等到全国各省都纷纷独立，清朝宣统皇帝不得已宣布退位，国民革命就这样成功了。所以从某种戏谑的方面来说，这种成功，简直是个笑话。没有了清朝的财政拨款和朝纲的限制，这些变为军阀的官吏们更是肆无忌惮，在自己的驻防区内横征暴敛，为所欲为。一个地方的百姓所处的环境怎么样，就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军阀是好是歹、是邪恶还是良善、是有心庇护一方百姓还是趁着天高皇帝远拼命发财。
但那种战乱频发、无法无天的年代，又有多少地方豪强能够坚持善良为百姓着想？如果说周围都是魔鬼，一个善良的人，怎么能生存？
那时候各地的军阀政权多如牛毛，更迭之快，也是令人瞠目结舌：今日你打我，明日我打他；今日刚刚划分完南北，明日就分直皖奉；你称曹大帅，他叫陆督军。但无论怎么打来打去换来换去，都无非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罢了。
据各种史料和近代文学作品记载，民国年间的捐税之多之奇，也可谓是前无古人：有的地方种田种地的要交七成左右的捐税；家里但凡购买镰刀、锄头等农具也要交购置税；屠宰牲**屠宰税；娶媳妇生孩子要交添丁税；随便到临县走个亲戚，要交路捐；还有团防捐、国防费，一旦附近有打战更有革命捐、运输费、兵差费，还有烟草捐、新苗捐、节日捐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不一而足。
有一个地方，连百姓家里有茅厕都要交茅厕税，税款的额度视茅坑的大小深浅而定，理由是既然掏得起茅坑，说明家中殷实，理应慰劳各级官长，且用来暂时存储排泄物的茅坑是挖在公家的土地上，那自然是要交保管费的。以致当时有文人感叹：“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捐税的期限也是令人瞠目，有预交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在著名导演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也有过某地将税收已经收到了西历2010年的桥段。这在当时，都并不是无稽之谈，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在贵州某处山村里，竟然有一个老农民拿着一张已经预交到了民国七十年的征田税凭证来到人民公社续交公粮。这个老农民因为住在比较偏远闭塞的地方，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制都不小心把他遗漏了，他到记得时间——民国是1911年建立，既然他的征田税交到民国七十年，那么到了1981年，他理应到**续交田税——他却不知道，民国已经在1949年不复存在了，他这后面三十二年的税，算是白交了。
很多穷苦农民根本无法种田劳作，因为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月，除去税后还勉强能剩下3个月口粮，要是碰到灾年，辛辛苦苦劳作一年颗粒无收也就算了，还平白无故地欠了地主老财七分地收成的捐税！——这七分的收成可是按照收成最好的时节计算的——这真是叫人气煞肺腑，却又无处说理啊。收捐收税的官长老爷们可不会讲情面，交不起税，土地充公，你还得饿着肚子四处乞讨来还欠下的债！等你好不容易讨足了捐税，回到家乡，不好意思，利打利利滚利，你欠的捐税早已经变成了一亩六分地的收成了！
那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年代，有多少穷苦大众在那个年代被活活饿死折磨死，胡桂全却是在这种年代里发了家，他仗着家大业大，又有一名小女儿嫁给川军中的重要将领郭勋祺做小老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通过抵押放债、低价强买等手段不断兼并周围百姓的土地，而那些军阀们，乐得把这种偏远的地区让给一些地主老财去管辖，因为零散地向穷鬼们收租远没有向一个知趣的地主老财收租这么方便快捷。军阀们会向地主老财少要两分捐税，当做是他们经营管辖的酬劳，作为交换，以后这片地方就由这个地主老财掌握生杀大权，至于你再变本加厉地向穷鬼们立多少名目，加收多少税，又有谁去管你呢？
后来长征到此的红军中有一名战士见到此地的百姓生活境况，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小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