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几个文章，是谈“五四”的，有长有短，有深有浅，很是得些启发。“五四”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水岭，因为启后，所以也是承前。这些文章的作者和我年龄差不多，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按理，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看待“五四”，该和1900年前后出生的人不一样，对“五四”的理解要简练一些。“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得以使小说、戏剧（乃至后来的电影）升帐掌门，光彩文路。“五四”之后给散文分别了不同名称，杂文、随笔、游记、小品等等，虽然有这些小名，新文学中这一领域的成就还是相当巨大的，较之以前的“散文”，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究其小却是伟大的原因，恰在于这些作品内涵着丰厚的作为“五四核”的现代精神，一些作家正是因着这种进步精神而熠熠发光。
我读到的那几个文章是谈“民间立场”的，虽然冠以“五四”的名望，我以为是有悖于“五四”风貌的。
譬如，有个身体结实的人走进一个村子，四处打听，问：“你们这里谁最厉害？”有人告诉他是某某，于是，这人便提着拳头上门把某某打了一顿，之后又转悠着去下一个村子了。我觉得，这种行为不是“民间立场”。
艺术上的“民间立场”和政治上的“在野党”不一样，它是独立的精神品格，不为对应物而存在。古代的文人是有这种“在野”心理的，我们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传统，文人们看待仕途比其他行当的人沉重，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退隐乡野研修学问，以彰显民间的呼声，一俟金裱的诏书下达，立即如衣服口袋里的绣花针堂而皇之脱颖而出。此外，也真有一些高人，放野心于山水俗市之间，游刃心性，之乎者也。这些人也不是那类厌了官场昏暗而“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他们是真实的“不爱江山爱什么”的另类。但也正因为如此，浩瀚的“正史”里，他们仅在册页中留了些“薄姓名”。“五四”的现代精神恰对应着后一种“士大夫胸襟”，解决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取向，不属气节行为，不在达与不达之列，仅与个人情趣爱好相关。章太炎说得实在：“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其中，孚尹旁达。”梁实秋说得通俗：“有个性就是可爱。”
最近一个文章很风趣，作者的态度是天子呼哑了嗓子，他也坚决不上船，“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好像离“五四”精神有点远，事实上，“时刻准备着”不上船挺麻烦的，细想想看，天子真的呼了，意气风发一番，长河咆哮三百里坚持“不同流合污”尚好，万一天子不呼，这等待的痛苦中又平添了一份懊恼。如一个足球运动员，教练偏不给上场发挥的机会，这太累人。另一个文章指责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业余收藏不应该赏识石头，这更不像话了，简直和“五四”精神背向而驰，看来“老子英雄儿好汉”，农民出身的作家书房里该挂着一把锄头的。
有一出传统戏叫《除三害》，虽然叫传统戏，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那个叫周处的上山杀虎，下渊斩龙，忙活了几年才知道老百姓更大的心愿是再把他自己处理了。我小时候很不理解这些百姓，现在想通了，周处的出发点还真是有些问题。
总之，把文坛弄成武林不妥，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在武林，真正的武士也是不佩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