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浩先生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了三个问题。
1．皇帝攀亲。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一句老话。普通人都是俗人，皇帝也不免俗。李世民攀老子为祖上，御封“太上老君”，奉他的著述为《道德经》。奉《庄子》为《南华经》，《列子》为《冲虚经》。他这个行为有一个伟大的地方，也是李世民这个皇帝伟大的地方。之前很多皇帝，不认为自己是爹生娘养的，是天生龙种，是天之子。比如刘邦，《汉书》第一卷第一段就明文写着他不是人，“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班固老爷子手笔真厉害，天龙成就高祖刘邦的那个爱情时刻，是刘邦的爸爸亲眼见到的。
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当人看，这样的领导容易做到以人为本。明代的朱元璋也学习李世民攀亲，他攀的是宋代的朱熹。宋代的大儒中，朱熹并不是最好的，陕西“关学”鼻祖张载就不在他之下。这可不是我说的，宋朝人当时是这么看的。张载是进孔庙奉祀孔子的，他那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多了不起。朱熹被朱元璋攀亲之后，他集注的四书，就成了明朝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朱熹跨朝代，由宋朝而成了明朝讲师团团长。
我们今天也流行“攀亲”，而且把这类事当繁荣文化去做，流行的话叫“打文化牌”。众所周知，黄帝陵是在陕西的，有的省则重金“打造”黄帝出生地，有的省去攀炎帝，有的攀王公大臣，攀诸子百家，乃至小说里的人物也揪出来攀一攀。故里之争，埋葬地之争，此起彼伏。发掘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态，打牌的心态不对，打牌是游戏。
2．由史官而史馆。
文天祥有一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一句诗，涉及四个史官，齐国的一门三兄弟，还有晋国的董狐。这四个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气甚至在司马迁、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国史由一个人写，叫史官，史官类似爵位，是世袭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话：“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爷俩交接班的时候，声泪俱下。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是李世民终结的。国家的历史由一位史官写改为集体创作，设立史馆。史馆的行政级别很高，由领朝大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帝王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
诸葛亮也怕“以史制君”，但他没有李世民高明。诸葛亮的办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国中，唯独“蜀无史”。
李世民也有一个惧怕史笔的例子。
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的对话为：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我们中国人重视史，在唐之前，史是制约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乱说乱干的。唐之后方向调整了，只提“以史鉴今”，功能由制约改为服务。《隋书》那本书价值很高，因为“集体创作”才是试行阶段，服务皇帝的功能还不太健全。如今的地方志，地方的首长差不多都担当着编撰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志，将来有谁会看？
3．唐朝怎么统一？
李浩先生这本书里有个很大的话题，是关于朝代统一的。这个话题不太好谈，因此他也只是点了题。再说这本书也不能放开谈这个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之前的统一，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并存并荣，并突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问题。“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的统一体制都松懈了，很多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因此可以说，如何认识唐朝的“大一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一，还是有待进一步深究的问题。社会大结构之间的差异产生的东西，我们要仔细思量其中的价值，探讨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多元构建与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鲁迅先生激赏南北朝时期，他赏识的是什么？读历史读什么？趋势与走向的东西在哪里？大的东西指什么？
宋朝也分南北朝，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元朝表面上不明显，但实质上很突出，北和南在文化上割裂着。元朝的重要官员中，包括地方大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流利使用汉语，身边随时带着“翻译”，与老百姓的沟通都是问题，别的就更别谈了。清朝也是少数民族执掌大业的朝代，事实上清朝是满蒙“合作经营”的。总体上说，清朝是很重视文化的融合的，皇帝把儒家文化当成立国大事对待，整理出版了三种大书，一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