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六月下旬（西洋历8月上旬）江户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幕府突然任命了一大批海防挂，另一个是御台场突然封闭——据町民说开始运进大筒，也有足轻开始演练。
对于后一个消息，大久保知道的比普通町民更多——枣屋组的祖上都出身于幕府常备军“大番组”，现在也有大半依旧在大番组奉公，所以消息灵通的多。
这次幕府是下了本钱了。
原本幕府的陆上常备军“定番”是“三番组”或者“五番方”——三番组是主力，由“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组成，五番方是在三番组之外再加上新番和小十人番——其实还有一个“御徒组”，但因为主要是御家人组成，所以不受重视。
这次居然要在大番组之下新成了“台场组”，从五番方抽调精兵良将为骨干，招收武士子弟，日常以操练大筒为主，平时驻守在御台场附近。
大久保之前没关心过这方面，收到消息后惊愕万分，“这台场都建好了才想起建番组”，好比要吃饭了才想起种稻子，这未免有些过于搞笑了吧。
他于傍晚赶到江川家府邸，恰好遇到御目付小栗忠顺也在，坦庵先生知道大久保思虑周密，也让他一起参与议事。
幕府的海防挂原来只有江川太郎左卫门一人，说白了这个位置就是安置坦庵先生的——老先生一直醉心海防，而老中们为了安抚做出重大功绩的江川，所以给了他这么一个位置。
海防挂可以参与外国事务和海防，算是幕府的高级顾问。
江川先生在1850年上任海防挂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动御台场的建设，结果老爷子对此过于投入，居然台场建完了才发现自己被人暗算了。
而小栗忠顺是今年和历四月才回到的江户，他从长崎目付转任御目付，刚上任没几天，而且上任后就被打发到工地监督台场建设，所以他也没察觉到其中的暗流——至于小栗的老爹忠高，虽然多次来信提醒两人，但因为远国奉行忠高身在外地，掌握的的信息不全面，而且父子之间近年关系才缓和，因此小栗也忽略了父亲的提醒。
结果就是，这次幕府的役职大调整大大打击了江川和小栗一系。
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两封风说书——一份来自咸亨洋行，另一份来自新到长崎的兰国商馆“甲必丹”库尔求斯。
在两份风说书中都提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米国战船肯定要来了。
甲必丹是兰国商馆馆长的别称，库尔求斯就是新任的甲必丹。他于今年和历六月中旬（西洋历七月底）乘兰国商船到了长崎，到了之后他就立即向相关的幕府官员通报了这件大事。
结果还没等今年当值的长崎奉行大沢安宅和长崎目付商量出结果，咸亨洋行的商船也入港了，提交的风说书对此事描述的更加详细，而且还提供了可能出现的米船数目和规格，这下子好了，也别考虑了，两份风说书异口同声，这肯定是真的了，还是赶紧禀报江户吧。
自从直秀从海外回来后，幕府对兰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以前兰学倾向于干说，实物很少，连得到的兰书都是靠脸——通商多年的兰国人不知道是顾忌深谙儒学的幕府官员看法还是不上心，提供的兰书东一块西一块，完全不成系统。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兰国商馆，幕府从未做具体要求也
是原因之一。
但自从直秀归国带来大量实物和书籍后，咸亨洋行也继续保持输入，直秀和学次郎都是从扶桑的角度出发，送回来的东西实用性和系统性很高，因此幕府对兰学的兴趣大增。
就拿船只建造来说吧，虽然幕府依然没有放开“大船建造禁令”，但根据直秀带回来的飞剪船，幕府建造了几艘作为高速通信船使用，同时制造方法也渐渐流传到各藩和民间，虽然没有完全取代辩才船但几年下来数量也不少了。
这次就是飞剪船送的信，在五天头上信就摆到了老中首席阿部侍从的案头。
接到坏消息，阿部大人当然是不开心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当然要分享给同僚了，于是他赶紧把老中们和相关人等都召集起来，大家集体商议如何处置。
此时，风说书还是幕府机密，连谱代大名和幕府自己的远国奉行们都不得予闻，但江川太郎左卫门是海防挂,所以他也看到了风说书，但最开始的议事只有老中们参与，坦庵先生资格还不够。
但很快坦庵先生就加入到讨论之中，御目付小栗忠顺也被卷了进来——这是因为讨论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了。
原来，老中们一个个都是经历了千山千水的老奸巨猾之辈，当然不肯轻易表态。可没结果不行啊，公方样也得到了消息，天天派人催赶紧拿出意见来，所以既然大家都不说，那找敢说的人来说，于是老中们就把风说书发放到了下一级，也就是若年寄、大目付、三奉行（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长崎奉行、海防挂这个层次。
可下面这些人也不是干吃饭的，依然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初听非常有道理但仔细听啥决策也没有。
只有江川太郎左卫门大声疾呼，“我们到底要讨论啥？通商与否可以再谈，但赶紧把米船运来的大筒及其它军械运到江户来啊，别耽误正事啊！”
结果坦庵先生话音未落就挨了一顿排头，大目付堀利坚出面呵斥，“那是米船么？明明是唐人船！江川你有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