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三年（1856年）四月，白主奉行所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要将原本的五千石提升到三万石。
奏章由使番白主奉行并江川英敏呈上后，引起了江户幕府中枢的极大注意。
原因嘛，很简单，增加石高考核显示，“白主在北地不但扎下了脚跟，还居然发展壮大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成绩。
要知道，从“田沼时代”（6年）开始，幕府就有强烈开发虾夷地的意向。但最终都因为计划过于庞大、投入太多和执行起来过于艰难而放弃了。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虾夷地大开发好了。
当时是文化四年（1807年）至文政四年（1821年）年间，幕府大张旗鼓，但结局和以前没啥两样，依旧是虎头蛇尾、灰头土脸：
文化三年，扶桑和鲁西亚人在北方开始交兵，双方直到文化十年（1813年）才握手言和。
之后的八年，幕府又在虾夷地苦心经营了一番，但最终因为投入巨大和见效甚微而不得不再次放弃。
据勘定所计算，八年之间，幕府投入了百万两黄金，结果却依然吸收不到多少移民，导致虾夷地还是以渔猎为主，长时间入不敷出，完全看不到回本的希望。——这谁受得了！
再加上北地苦寒，从繁华之所江户来的武士们都不愿意常驻，群情激愤之下都纷纷上书要求调离。
于是幕府顺应人心，放弃了这次开发，也结束了无底洞式的投入。
现在白主申请增加石高考核，殷鉴不远，两者一对比，显而易见，白主奉行所在开发上别有专长。
那白主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点引起了相当多幕臣的关注——不关注不行，虾夷地大开发又开始了，总不能再失败一次吧？再失败，那就真成了扶桑笑柄了。而且现在不比当初，西洋诸国虎视眈眈，再跌跤的话，可未必能有爬起来的机会了。
但不开发又不行，这次是形式所迫，不想干也得干，必须成功，失败的后果过于严重：
北地大开发的诱因是黑船来访导致北地开港——箱馆成了米船的避难港和补给港。
之前，幕府生怕有人借此勾结外人，因此一直控制着扶桑对外交涉的渠道。
所以这次箱馆开港，幕府必须将此地划为直辖地“御领”。
而划成御领后，那就必须开发——一旦让西洋人看到当地破破烂烂的，容易引发轻视，而轻视则容易引发对方的贪婪之心。
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则是北方鲁西亚人的威胁。
虽然嘉永六年（1853年）出现的鲁西亚特使普嘉廷，自嘉永七年正月再未出现，但北方的鲁西亚依旧是幕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普嘉廷可是要求“厘定山川、划分疆界”，这次躲过了，那下次也躲不了啊。
为今之计，只有大力建设北地，将其变成坚实的第一线，牢牢抵住鲁人的侵蚀，这样扶桑才能躲在后面喘口气。
所以幕府在嘉永七年设立了箱馆奉行后，又于安政二年（1855年）四月，“令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
这样一来，虾夷地就有了幕府的箱馆奉行所、原本的地头蛇松前家以及伊达、佐竹、津轻共计五家势力。
不过幕府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毕竟是新瓷瓶装老清酒，上一次这么干的结果虽然打
退了鲁西亚人，可如今不一样啊，西洋诸国势力大增，连黑船都开到江户湾来了，这老方子能行吗？
但白主这次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却让大佬们眼前一亮——白主能在北虾夷地发展壮大，那箱馆奉行所能不能照方抓药？就算不能发展壮大，落地生根也好啊。
如果虾夷地能少投入些，那幕府手里就能宽绰许多，到时多买一些西洋军械或者多投入一些到兰学产业，说不定扶桑这整盘棋就活了。
因此，幕府对白主如何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视，准备借鉴经验后用到虾夷地上，这才有了勘定奉行川路圣谟专门找白主使番江川英敏进行的询问。
对此，直秀、英敏等人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回答的滴水不漏：
人嘛，当然是“归化了诸多野人，一直大力移民，加上这两年搭上了箱馆移民的顺风船”；
至于，“四千人怎么能有三万石的产出？”
对此英敏表示，民生根本在于“衣食住行”及谋生手段，所以，石炭、土豆、生铁、苜蓿、牛马、盐、海豹和船，这八样缺一不可：
“住”嘛，北地多林木，造木屋容易，但冬季漫长，有半年之多，所以御寒是头等大事，这石炭万万不可或缺；
“食”嘛，只能靠高产农作物，也就是土豆——当然，小麦、大麦、蜀黍（高粱）、玉蜀黍（玉米）白主也种植，但目前还是靠高产的土豆为主。
不过开垦艰难，所以铁制农具和牛马都必不可少。
对此川路有异议，“白主哪里来的铁制农具和牛马?”英敏说慢慢积累的，头几年还是靠外购粮食，直到这两年才开垦了不少荒地。
“白主钱从哪来的？”
面对川路圣谟的追问，白主奉行并江川英敏很无奈，“你耐心听我说不就都知道了么？！”
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能这么直接怼上司，英敏只好耐心解释：
“北虾夷人迹罕至之处甚多，毛皮得之甚易。白主盛产海豹，这个江户人所共知。”
其实川路知道这些。
但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