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使番来访，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对于箱馆来说当然是大事，因此，陆陆续续，很多人都赶到直秀府邸来探听消息，其中箱馆目付堀利熙也在其中。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箱馆、白主两地奉行所合并，虽说奉行直秀是白主出身，那也不可能将原箱馆老人赶尽杀绝都赶走——就算他肯幕府也不愿意啊。
何况，白主一系还真没这有这个心思，毕竟白主人少，日后想要有所作为，避免要大力吸纳外来力量，而这些箱馆老人都是敢于到冰天雪地来吃苦的，说起来也是想锐意进取的，怎么能随便拒之门外呢。
因此，除了一些心灰意冷死活非要回江户的，其他的箱馆老人都被留下任副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马上是幕末狂潮，直秀可不敢为了面子给自己挖坑，吸收是吸收，但当然要把正职都占了。
虽然役职降低了，但作为战败戴罪立功之身，这些人也没啥可抱怨的，毕竟江户让直秀酌情处理，人家一没逼人切腹二没趁机杀鸡儆猴，这就算不错了。
再说了，人家直秀一上任就撒钱，虽然俸禄是定死的，可待遇明显提升了不少，只要奉公不出问题，这手当金补贴、生活福利那是时常就有啊。
而且，只要不在奉公时有意捣乱，不久自有奥样英子夫人就拉着家里的婆娘一起发财。本钱没有也不怕，人家英子夫人“仗义”啊，借钱让各家入股产业，日后再从分红中扣除。
留下的箱馆老人都以为这是直秀有意拉拢，既然人家这么给面子，那自己也不好太过于不懂事不是，因此两地奉行所融合的很是顺利——其实，拉拢是一方面，另外则是直秀等人需要潜移默化改变这些人对商业的观念。
这里就必须夸奖一下原箱馆奉行堀利熙：
堀利熙虽然有些好清名的嫌疑，但人家确实为官清正，谈不上清廉如水，那也基本是秉公办事。
因此，有他以身作则，虽然有五陵郭这样的大工程、场所请负制商人承包这样的良机，原箱馆奉行所上下对咨询费还收的真不多，官风基本清廉。而且，人员也比较精明强干，虽然以此时的风气，混事的挺多，但事情还能推动下去，也算难得了。
如果不是堀利熙底子打得还不错，箱馆的治政可真有折腾一番的余地——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如果以前咨询费搂得多，那直秀等人再如何拉拢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到时自然是要龙争虎斗一番。
更为难得的是，堀利熙知耻后勇、颇具公心，居然不以降职为意，只想一雪战败前耻——人家堀利熙是幕臣里的大前辈，要是执意不配合，那直秀想接手这么顺利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短短一年来，箱馆就有了蒸蒸日上的模样，这政通自然有人和的一份重要因素。
当然了，自安政元年（1854年）起，白主一系就有意交好箱馆奉行所，之前四年来一直倾力相助，良好交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说了，这也离不开鲁西亚人的功劳啊——同仇敌忾兼大敌当前，这内斗自然就消停多了。
堀利熙等人探听了江户使番的来意，之后果然有人大骂，“不惧神对手只怕猪队友”，直秀的骚话又一次得到了广泛赞同。
但直秀、堀利熙立即将大家压制住了，说起来，幕府并无过分之处，这吃完面翻碗底的习气可不好。
此时使番的来意已经探听清楚了，众人就想告辞，但直秀出言把大家留下了，“来都来了，诸位也都听听我和大久保的谈话。”
一听“富国”、“强兵”，大家也来了兴趣——如今连箱馆这么偏的地方都开港通商了，扶桑之窘迫无人不知，这富国强兵可不可不听啊。
富国、强兵，在扶桑是谁先提出来的已不可考，毕竟这两个词其实普通的很，真说起来，可能自扶桑奈良时代（年）就有了。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扶桑皇帝孝德颁布《改新之诏》，效仿中华盛唐，开启了“大化改新”之路，扶桑从农奴部民制开始转变为公田公民制。
662年（天智天皇元年），在摄政的皇子中大兄推动下，京都朝廷颁布了扶桑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将大化改新的施政内容固定下来，其中就有了令制国六十六的说法。
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有乱世也有治世，不知道多少能臣大将、国代大名，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是的，这个“国”是指令制国，不是全扶桑。
可在如今的安政六年（1859年），你提起“富国”、“强兵”来，那谁都知道，这个是指横井平四郎在《国是三论》中提出的观点，“富国”、“强兵”、“士道”乃立家之本。
横井先生字子操，名时存，通称平四郎，号小楠，是肥后熊本细川家的武士。
嘉永六年（1853年），米人黑船第一来访后，幕府向各家征求建议，细川家主在上交建白的同时，也将《国是三论》一并递呈，横井由此扬名——当然，外人不知道的是，1843年直秀游学九州，就此与小楠先生结识，当时直秀将兰书《人口论》介绍给他，因此本应1860年才出现的《国是三论》提前七年问世。
就从那时起，扶桑就天灾人祸不断，无论是武士还是町人、百姓，这日子就越过越惨了，这富国一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扶桑一直地震频发，可这几年大震也太多了。
嘉永六年（1853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