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不管扶桑自己意没意识到，其实它的命运和中华是紧紧相关的，尤其是亚罗号战争（1856年-1860年）对其影响尤盛：
最开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佛联军获胜，迫使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系毅然与洋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华获胜，使扶桑高层对是否坚持开国通商发生了动摇，进而在樱田门之变后促使井伊一系被一扫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战落幕，英佛最终占了上风，又让此时的幕府执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场——洋人惹不得，攘夷还需从长计议。
但这样左右摇摆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层犹豫的时候，扶桑攘夷之风已经成了气候，连西洋人都感到了压力。
根据安政五年签署的通商约定，扶桑除了三港（长崎、神奈川、箱馆）于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对外通商外，还有两港两都要随即开放：
新泻港开市时间为西洋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户为1862年1月1日；
兵库和大坂则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泻由于沙洲过多，因此西洋人主动放弃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这江户、兵库和大坂的开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鉴于扶桑攘夷的气氛高涨，英吉利公使阿礼国，居然赞同幕府延缓开市的请求，但要求其出使欧罗巴向各国当面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此时攘夷的声势之大。
其实，扶桑攘夷的高涨，同样深刻受到了中华的影响：
亚罗号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英佛和中华时打时合，这贸易依然大受其苦——当然，长发之变造成的时局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对外通商，相当于瞌睡的时候发现了枕头，因此很多洋商都从中华跑到扶桑来贸易。
就扶桑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两年经济就遭到了重创——物价一下子就涨到天上去了，民众的生活顿时急剧恶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输出导致扶桑手工业大萧条。
这花费增多同时收入减少，两面夹击之下，还能有个好！
以手工纺纱为例，当时纺纱是普通民众的重大生活来源，估计有40的人家以纺纱补贴生活收入——以户算，而不是40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果40的人纺纱哪还了得。
但洋布洋纱蜂拥而至后，因为价格只有本地同类产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纺纱变得无力可图，妇女纷纷停工，这个比例逐渐升高，到幕末已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因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了一小块市场。
开国通商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极差，同样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响——幕府和各藩的收入减少，因此半知、减知时有发生，更糟糕的编制缩减也逐渐增多，浪士由此数量大增。
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都来自开国通商。
因此，虽然幕府的实力犹在，甚至因为直秀乱入的原因，对各藩的优势更大，但这样砂锅大的拳头却没有p用——打服之后呐？还不是要饿肚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也就是万延元年，箱馆统计的扶桑各地大规模一揆数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饥馑（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数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诉求是不满代官或奉行，因此通过一揆这种激烈
的“越诉”，要求幕府或藩主关注；但如今，很多百姓（农民）根本不提要求，直接就攻击官府，烧毁“检地帐”后拒绝交纳年贡和各种赋税徭役。
而且城下町也经常发生米骚动，次数同样超过了天保大饥馑时期——要知道，町民的生活比百姓富裕一些，而且因为各家的武士大都在城下町生活，因此城下町乱起来，那就真了不得了。
这些说明什么？
说明幕府和各藩不得人心吃枣药丸啊。
因此幕藩都纷纷积极自救，江户那还顾得上遥远的箱馆——不出大乱子谁理你啊。
此时正是关键时刻，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诸多外样大名的博弈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着抱团取暖也就是公武合体来进行。
总之，扶桑都这艘船都快沉了，大家还是团结一致想办法吧。
所谓的公武合体，也就是公家小朝廷和武家幕府的联合。
最初的提出者，是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一系，后来井伊扫部头执政的时候，发现坏了，反对派打着皇室的旗号团结在一起，这不好办呀，于是他就想釜底抽薪，“合就合好了，但主动权应该在幕府这边。”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难开始，但同年十月，老中间部诠胜在京都，一边抓人，一边奉命开始试探，“皇室能否嫁女给西丸样家茂”。
当时执政幕府的井伊手段激烈，京都小朝廷当然不敢硬顶，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应付着。
但赤鬼井伊何许人也，因此到万延元年（1860年）三月他被刺身亡之时，此事已经基本敲定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尘埃落定前井伊出事了，于是此事又起了波折。
但煮熟的鸭子还能跑了，万延元年四月一日，幕府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把下嫁的内请书提交给关白九条尚忠。
此时，三港对外通商已经过去了近一年，这攘夷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