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崛家尚德川家公主一事，如果不是顾忌物议，两位老中久世和安藤还真想支持。
为啥呢？
当然是因为直秀实力不俗。
可这点两位老中久世和安藤是如何知晓的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
安政七年（1860年）三月三日，也就是扶桑的上巳节，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在樱田门外被刺身亡，当时局势几乎不可收拾——作为御三家的水户德川家，居然指使浪人谋害幕府执政，这不是要谋逆吗？这如果不处置，那幕府权威何在？
但之前井伊借安政大狱剪除异己，大失人心，加上他死后彦根藩只剩下孤儿寡母，因此幕府各方以“大局为重”做借口，宣布大老井伊是急病而死，居然将此事掩盖住了。
而在这其中纵横辟阖的，就是当时的外国御用取扱老中安藤信睦。
但安藤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因此他很快请出了前老中久世广周——在当年的闰三月一日，因与井伊政见不和而辞职的久世重新担任了老中，并且在不久之后的四月二十八日升任老中首席。
之后，久世、安藤联手掌握了幕府大政。
其实，井伊、久世、安藤都是开国攘夷派:
开国攘夷派的出现是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开始，以当时的老中首席阿部正弘为标志，他们认为“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和齐昭一系的武力攘夷派立场对立。
但开国攘夷派并非都与齐昭一系针锋相对，前有阿部、后有久世，都试图和武力攘夷派调和——他们只是不愿意贸然开战，但对休整武备却是积极支持的。
其实，齐昭本人也并非是执意要兴兵攘夷，他只是对外态度特别强硬而已——“是战是和，宜早做决断”，这是齐昭的原话，他从来没说过非打不可。
但普通人急眼了，都会“骂无好口打无好手”，何况是此时，身家性命、家族兴衰和是否得势可是直接关联的，因此两派争斗手段频出、日渐升级，新仇旧恨也积累得越来越多。
尤其是，安政四年（1857年）六月，原本居中调和的阿部正弘暴病，之后他更是辞官彻底撂挑子了，开国攘夷和武力攘夷两派的争斗开始彻底失控。
等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四月，开国派的井伊扫部头上任大老，双方开始正式决裂——井伊和齐昭都是刚愎自用的性格，按后世的话说，who怕who啊。
但经过安政大狱（1858-1859年）和樱田门外之变（1860年）的洗礼后，双方高层都有悔意：
虽然“刑不上大夫”，陪臣死伤不少但各个家主都没死，可幕府眼看就要四分五裂了；
而且此时还有西洋人在一边虎视眈眈，同时京都小朝廷也上串下跳，连诸家外样大名也开始阴奉阳违。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说不定德川幕府可能会就此倾覆了，这可不行！
因此，万延元年（1860年）四月以来，执政的久世开始调和两派的分歧。
但天下人也不是完全非黑即白的，除了开国攘夷和武力攘夷两派，还有很多幕臣和大名都不声不响的，但这些人实力犹在，也不能忽略啊——此时扶桑风雨飘摇，首席老中久世当然要扩大自己的基本盘了。
但无论小算盘怎么扒拉，久世也无法忽视箱馆奉行所，毕竟这是唯一真和西洋人交过手还战而胜之的。
而且，直秀势力以为自己一直以来隐藏的很好，但其实幕府中枢早就对北地异常有所察觉了：
这开发虾夷地，幕府一直想做啊，只是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而已。但凭啥别人不行你直秀就可以，这事出反常必有蹊跷之处。
最早觉察到不对的，当然是直秀的两个盟友，江川坦庵和小栗忠顺。
但除此之外，幕臣里也不是没有警觉的，此人就是前勘定奉行兼海防挂川路圣谟。
事情还有从安政三年（1856年）夏季说起：
当时白
主垦殖初见成效，移民日多，加上箱馆和白主的商业往来越来越频繁，再想瞒太困难了，直秀等人没办法，主动要求增加奉行所石高——主动暴露总比以后被幕府找茬强！
奉行并江川英敏返回江户，奏请定白主表高三万石，当时就是勘定所奉行川路圣谟处理的。
尽管白主账目“清楚”，可川路何许人也，幕府有名的干臣，他事后越琢磨越不对劲——为了抵御鲁西亚南下，箱馆奉行所是幕府大力投入的，可你一个野生的奉行所，凭啥能兴旺发达？
于是他就要求幕府目付所进行追查。
可现实世界是没有腾云驾雾的忍者的，白主又够偏僻，外人不好活动，因此几波隐者（密探）没查出啥秘密——能查出来才见鬼了，密贸易都在其它港口，产业都在丰原，白主一地就是个幌子而已。
但隐者也不是毫无收获，他们反馈说，“白主有诸多西洋物品，当地町民说是从长崎买的。”
可顺着这条线索就查不下去了，原因嘛，是长崎奉行所不配合啊：
为了掩人耳目，直秀是通过长崎奉行小栗忠顺采购了相当一部分物品，可小栗是走的咸亨洋行的渠道，而咸亨洋行当时正和幕府做“以扶桑金换海外银”的大生意，这能让人随便查嘛！
而且长崎奉行这上上下下都在贸易里分肥，谁知道目付所想查啥，因此能查也要想尽办法推辞啊，
此事就此不了了之，目付所只知道白主确实从长崎买了兰物，但数量、价格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