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二年（1862年）十月十五日，在为桥本纲纪举办的接风洗尘晚宴后，水户名士藤田彪抢先发难，向大久保利济考问虾夷地开垦事宜。
此时在场的，不光有幕府两大执政庆永、庆喜的人，还包括新任老中板仓胜静的谋主山田安五郎、佐久间象山，以及外样雄藩萨摩、长州、土佐三家的陪臣。
其实，大久保并不是好的发难对象。
至于原因嘛，桥本流放虾夷地时，大久保对其有照拂之恩，而且，谁不知道，这次晚宴的主人堀直秀，此人乃是大久保的恩主，因此，这藤田考问大久保，同时冒犯了主人和主宾，大有砸场子的嫌疑。
但藤田彪成名已久，且年岁又长，因此，他要倚老卖老，大家一时还真没办法，只能忍耐一些。
“1855年11月江户大地震，要不是俺泄露了的天机，哪里还有你藤田出场的机会，都不知道感谢的。”
直秀一边暗搓搓地抱怨，一边看大久保如何应对。
大久保何许人也，作为后世的维新三杰，他可不怕有人挑刺，何况之前他和藤田彪就有过交手，当时就未曾落到下风：
嘉永五年（1852年），大久保出使江户，他参加名士聚会的时候，藤田彪当时以大楠公为题要求众人赋诗一首。
当时被考教的是三人，不算大久保，在座的长州吉田矩方也是其一，另外一人，则是肥后宫部鼎藏。
吉田、宫部都吟诗赞颂了楠木正成，可大久保没给藤田面子，当场就出诗讽刺，幸亏佐久间象山从中转圜，这才得以收场。
如今十年过去了，这藤田起起落落，如今已是将军后见庆喜的谋主，可大久保也早非吴下阿蒙：
这次回转江户，大久保积功被赏三百石，已是幕府堂堂五百石的旗本；
而且幕府也替他申报了一个胆振介的官职，虽然京都小朝廷还没批下来，可这毕竟也是个资历不是。
于是大久保不甘示弱，和东湖先生藤田彪你来我往，在虾夷地垦殖一事上，两人越扯越多，逐渐有了火气。
对此，在场的诸人都暗暗发笑：
谁不知道，这大久保是代人受过，而藤田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因此这两人争执，就是个药引子，后面肯定是好戏连台啊。
原来，六月初松平庆永就任幕府大老，七月初一桥庆喜升任将军后见，闰八月，两人联手启动了文久革新。
按理说，庆喜、庆永都是齐昭一系的大将，如今大家一齐翻身，更应该齐心协力才是。
可如今是家天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此两个人的分歧是越来越大:
首先嘛，就是以谁为主的问题。
这庆喜是齐昭的亲儿子，按说继承齐昭一系的衣钵顺理成章，可他毕竟之前没干出过啥成就；而庆永的越前福井藩，这几年殖产兴业可搞的不错，加上年龄的因素，庆永三十五、庆喜二十六，因此诸侯、幕臣更倾向于支持庆永。
而且，庆永在天保九年（1838）为藩主，天保十四年（1843）就国，这么多年下来，其羽翼早就丰满了。
可庆喜呢，身为一桥家主，他可没这个条件。
御三卿的领地都是幕府代管，家臣也被视作和旗本、御家人一般无二，他们做的也都是幕府的役职，因此庆喜没几个有力心腹，还是当了将军后见后
，亲兄弟水户藩主庆笃看不过去，这才支援了几个家臣——谋主藤田彪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庆喜拼命划拉，可毕竟翻身时日尚浅，这好不容易，也不过是多了佐久间象山一个得力的。
可坑爹的是，庆喜秉承了齐昭强力攘夷的理念，而佐久间呢，居然是开国的先锋，这到哪说理去啊。
但不用佐久间又不行：
除了佐久间精明强干、素有名声外，这位可是出身松代真田家，而真田家和新任老中板仓胜静是一个血脉，都可以上溯到桑名松平家，因此佐久间不但在真田家颇得重用，而且还因这层关系，也受到了老中板仓的亲睐。
况且，如今桑名家主松平定敬虽说是高须四兄弟之一，婿养子，可正室还是原本桑名松平家的血脉。
因此，拉住佐久间，庆喜也就同时加深了和老中板仓及高须四兄弟的关系，这本小利大，捏着鼻子也得用啊。
而除了地位高下之争，这庆喜和庆永的政见有颇为不同：
和齐昭一样，尽管喜爱兰物，但庆喜目前看来，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力攘夷派；
而庆永呢，在安政大狱前就立场有些游移，所幸当年齐昭还活着，因此没太表现出来。
可如今呢，这大权在握之后，庆永嘴上喊着攘夷，可屁股早就歪了，这文久革新中的诸多举措，眼看奔着西洋化就不回头了。
最典型的，庆永觉得“大老”这个称号有些不合时宜，一直想换成“政事总裁”，你听听，这是正经人能干出来的事情么。
地位高下之争，加上政见又渐有分歧，可毕竟时日还浅，因此庆永、庆喜之间还维持着面上的和气。
可大佬能忍，不代表属下能忍，因此，自诩为庆喜谋主的藤田彪，这次借故挑事，大家都清楚其中原委，就等着看好戏。
此时，大久保、藤田都有些动了肝火，垦殖虾夷地一事也已经议论到紧要之所在。
什么紧要所在呢，就是奉行所和各家垦殖人马的关系。
原来，八月底，箱馆奉行堀利熙返回江户，在九月初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