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元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桥庆喜正式辞去幕府役职“将军后见”,转任京都小朝廷的新设官职“禁里御守卫总督”。
不但如此，他还兼任了朝廷新设的“摂海防卫指挥”。
“愿吾皇千秋万代，臣庆喜谨遵敕旨。”
见此情景，坐在一旁的征夷大将军家茂，他撇了撇嘴，但最终决定还是一言不发——毕竟之前沟通过了，如今也不好节外生枝。
看家茂的脸色不对，旁边的公卿们纷纷窃笑：
这事真是极有趣。
从来只听说过，幕府插手朝廷的公卿任免；如今却是，德川御三卿放着好好的将军后见要职不做，反而转投朝廷怀抱，这真是活久见啊！
好不容易熬到观礼结束，家茂不顾诸侯的贺喜，匆匆退席。
虽然在外人看来，庆喜走马上任对幕府是个大利好，可熟知内情的家茂，他心中却是一片苦涩：
“禁里御守卫总督”，负责京都警卫、协调各家在京都的武力；“摂海防卫指挥”，则是有权巡察摂津海岸武备。
公卿们对外宣称，将这两个位置交给德川顶级亲藩，是对幕府的进一步看重。可在熟知内情的家茂看来，这不过是釜底抽薪之计而已。
别的不说，京都守护、京都所司代、京都町奉行等等，已经有了这么一大堆幕府役职，朝廷还新设禁里御守卫总督，有这个必要吗？
而且呢，此总督虽然是朝廷官位，但每月却要幕府七千五百俵的役料。
拿自家的钱，养朝廷的兵，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嘛！
悔不当初，就是家茂如今的想法。
可谁又能想到，仅仅入京都两个多月，这局势就莫名其妙地稀里哗啦了呢:
公武合体，合个鬼呦！
娶了和宫的家茂，本来他对幕府与朝廷合作是比较乐观的，同心合力、共度时艰，这只要两边都有诚意，啥困难不能克服。
按他的想法，第一次公武合体的失败，是因为武力攘夷和温和攘夷两派之争，可八月一八日之变后，武力攘夷派大部分退出京都，那事情不是应该变顺利了么。
开始时，确实如他所预计，这第二次上洛后，幕府这边一强硬，朝廷就让步了：
“公武一和决断”由朝廷主导变成了幕府掌控；
接着，罢黜了一批激进公卿，换了一批支持公武合体的上来；
更为重要的是，又以敕旨的形式，重申了“委任大政于幕府”；
而且呢，二月底连年号也改成了“元治”，暗示朝廷彻底放弃了激进攘夷的想法。
可谁成想，只好了一个多月，幕府和朝廷之间的争执又剧烈起来：
事情的起因，还是与西洋诸强的合约有关。
去年，文久三年（1863年）十二年二十九日，幕府与苏亦维亚签署了通商协约草案。
而如今双方争执的焦点，则还是御敕的问题。
说起御敕，这是朝廷和幕府之间绕不开的老问题：
从嘉永七年（1854年）的《扶桑米人和亲约定》开始，幕府与米、英、兰、鲁、佛兰西、佛朗基、普等
国签署了各种约定，可直到现在，这些约定没一个得到了朝廷的御敕许可。
一直以来，齐昭一系与幕府中枢抗衡的大义，就是这个御敕问题——无朝廷的御敕许可而擅自开国开港，此无礼也。
这个问题呢，已经变成了幕府的积年痔瘻，一碰那就流血不止啊。
虽然这次与苏亦维亚的通商协约呢，在江户签的是草案，然后规规矩矩找朝廷审批，可依然引起了公卿、诸侯的愤怒：
幕府不是说十年攘夷么，这一边说攘夷，一边继续扩大通商，啥时候能攘夷成功啊？
如今说话管事的，包括六个朝廷“国是参与”，庆喜、庆永、容保、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再加上关白二条齐敬、将军家茂，整好八人。
开始呢，这八位没把这当回事：
一入京都，幕府的两位，将军家茂和政事总裁庆永，他们就通报了此事，表示有英、佛在背后支持苏亦维亚，不得不如此。
如果朝廷觉得为难，那拒绝也可以，幕府绝对听从安排。
按理说，幕府都这态度了还能出啥篓子，许不许可都行嘛。
可问题是，谁都没想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群公卿把这事整大发了，他们联名上奏，要求连以前的御敕许可一起处理掉。
这不是闹吗？
如今的扶桑皇帝，是彻头彻尾的攘夷派，认为天下南蛮无好人，洋人都是来扶桑横行霸道、奸~淫捋掠的。
皇帝摆出了这个态度就从来没变过，当年幕府大老井伊都没招，一逼急了他就拿退位说事，因此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如果这次真连以前的御敕一起奏请，然后皇帝拒绝了，那乐子就大了：
执行吧，不说刚把武力攘夷派压制下去，就说洋人，他们能干？说不得要立马做过一场，而有三国炮击下关这前车之鉴，根本打不过嘛——就算打赢了这一波，亚罗号之战听过没？下一波不还得跪啊。
不执行吧，那公武合体不是成了鬼话么。
如今六个“国是参与”，除了容保外，原本都是攘夷的齐昭一系，以前坚持说没御敕许可不行，现在好么，御敕问题成了自己的麻烦，这可咋搞？
另外，虽然近来开埠问题减轻了，物价沸腾也有所缓解，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民间也不过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