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当然还是要徐徐图之才可，自吴楚七国之乱后，汉家的诸侯王们，再也不敢像从前那般骄横，且也几乎没有如刘濞一般那样强的能力再反抗中央政府，但狗急了还跳墙，何况是诸侯王。
皇帝老爹已经听了自己的话，在诸侯国推行推恩策，只要坚定的推行下去，这把软刀子，不出几代，就能将汉家所有的诸侯王给分成“零”，也犯不着，现在就忙着去强夺诸侯手中之权。
刘荣可是不想像杨广一样，什么事儿，都要急于求成，谁也没坑住，倒是把自己给坑死了。
不过在收铸币权之前，改革一下汉家现有的货币政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汉兴之初，货币政策极其不稳定，刘彘继位之前，四任皇帝，更改过十一次货币政策，然汉承秦制，汉家却未继承秦朝的货币政策。
老流氓，在建立汉家之初，既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进行了汉家初年的第一次货币改革。
然秦钱之所以“难用”，司马迁在中表述的已相当清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先是经过了三年的灭秦之战，后来又来了四年的刘项争霸，因此，汉家初年，社会经济可以说是极端凋敝，物资极其匮乏，通货膨胀严重。
且在汉家初年，社会上货币的供应量不足，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减轻货币重量，增加货币共饮量，这可以说是出于经济原因的需要。
“令民铸钱”，也是朝廷迫于无奈的方法，因为由民铸钱，从铜矿的开采、冶炼到钱币铸造，全部由私人投入，代替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对政府而言无疑是减轻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这一政策的意义不止于此，还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老流氓是亲历了秦末农民战争，深知秦亡之因在于法律严苛，百姓摇手触禁，初人关中便“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的一切苛法弊政，以笼络人心。
秦的禁民铸钱规定的废除是对秦王朝法网繁密现象的一个反动，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建立后，局势仍十分严峻，战争尚未结束,新生的政权尚不巩固，异姓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允许民间铸钱还带有笼络豪强，争取豪强支持，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的用意，因为豪强是民间铸钱的主要力量。汉初民间所铸之钱比秦半两钱又轻又小，形似榆荚，故又名“荚钱”。
这些荚钱通常只有秦钱的四分之一，即重三铢左右，从地下出土的汉初钱币来看，大部分都不足三铢，但其钱文仍为“半两”。
据此而言，汉初虽令民间自由放铸,政府对铸币的形制、重量还是规定有统一标准的，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重量似乎以三铢为准。
因此，自汉初开始，货币在形制、重量方面即是统一的。
既然钱文固定为“半两”，那么钱愈轻则获利愈多，这也是导致实际铸造的铜钱多不足三铢的根本原因。铜钱减重，必然导致其交换价值降低，其流通的结果便是加剧通货膨胀，汉初正是如此，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众所周知，汉家初年物价的飞涨主要是因为物资的极端匮乏及一些豪强富商囤积牟利而造成的，但轻钱的流通无疑对通货膨胀的加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对新生政权的稳定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固此而言，到了吕后掌权之时，先后，进行了两次钱法改革。第一次是在高后二秋七月，铸行八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并下令禁止民间私铸钱。
这次货币政策的改革与老流氓时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首先其针对老流氓时期，钱轻、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增加钱的重量，规定为八铢，比汉初“英钱”的重量增加了近两倍，但仍未达到秦半两钱的重量。其次是禁止民间私铸，政府垄断铸币权，私铸者罪至死。
老流氓在位之时因钱小而轻，民间铸钱获利很大，吕后之时，天下总算趋于安定，国家已初步具备了垄断铸币权的条件，因此试图将铸钱的利薮收归国家，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次货币政策的改革虽然历时短暂，仅仅不过四年后便被废除，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这可以说是西汉政府对铸币权由分散走向集中的第一次尝试，表现出国家垄断铸币权的政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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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八铢钱来讲在现实中并没有获得成功，由于汉初以来民间私铸的泛滥,在流通中出现劣币驱良的现象，政府所铸之“八铢‘钱”并没有起到取代“荚钱”的效果，不久即废。
到了高后六年，汉家又进行了一次货币政策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减轻铸币的重量，改铸所谓的“五分钱，仍由政府垄断铸币权。
只不过是，关于吕后搞出来的这个“五分钱”的解释历来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五分是指钱的直径为五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分是指钱的重量，即半两的五分之一，实重约两铢半。
然按史实而言，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因为自秦半两钱至刘彘时的五铢钱，通通都是以重量作为标准的，所以可见当时人们衡量钱币是以重量为标准的，很难想象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