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
即便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在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农民兄弟的腰杆都可能挺得比你直。因为他们身后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上升之阶。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农民出身的人只要肯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
在唐代还规定商人还不骑马，不准坐轿，而且不准穿同样色的鞋子。
安和也很奇怪为什么每次见到林长贵时，他都穿一双两种色的鞋子，当是安和还以为这老头像后世的小青年一样赶时髦，故意穿两种色的鞋子呢。
为什么古代会这么轻视商人呢，白居易《琵琶行》里的有几句诗：
门前冷落车马稀，
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这几句诗似乎掩藏着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密码。
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首先要跟着利润走，为了牟利经常是精打细算，否则他做不了商人。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其他价值都被放在次要位置，而这肯定要跟其他行业的人产生分歧。
而古代统治者大多信奉儒教，把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视作一种美德，在他们眼里，商人过于吝啬，锱铢必较。不合当时的封建礼念，所以才会有如此做法。
古时，不但是中国，欧洲国家也是轻视商人，西欧商业开始复兴时，教会深感疑虑。
根据基督教的观念，贪婪是十恶不赦的罪孽，而赚钱总是跟贪婪联系在一起。教会之所以放债取息，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这是在利用时间差来赚钱，是在出卖时间，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长孙恒和王仲田倒没什么，因为王仲田是太原最大的氏族王家的子孙，长孙恒是原长孙皇后与一品司徒长孙无忌的侄子，谁敢看不起他俩啊！
但林长贵就不同了，虽说自已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他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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