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五章务虚的问题（一）
面对着张世德，那镜片背后的眼眸里，既有不明，也有不甘，还有不少期待，更多的，却是坦然。
这反而让毕文谦难于开口了——他很担心，自己在此刻说出的话，会被张世德虚心接受，就像四年前张世德接受莫干山上的那批年轻人的意见那样——可他并不确定，自己的看法是否就是对的。
10年代的美国逐渐衰落的一个表征，就是其自身培养的数学家，都扎堆跑去了华尔街。这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了，无论是研究还是指导经济问题，越是理论上的方向，越需要扎实的数学素养。
可自己，从来都算不得数学家，不，那简直是离得老远了。何况，自己这辈子也没想过当数学家。
但张世德的目光就在那里，毕文谦不可能一直缄默下去。
“张常委，我不得不再一次强调：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我说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所接触过的那些黎华为我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的思考，但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考察那些资料的可靠性。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信任黎华，但站在您这样的位置，一个中顾委的角度，虽然也可以信任一个具体的人，却不能如此轻易信任一个结论。”
张世德没有应声，但从两人眼神的交汇里，毕文谦大约读懂了他的态度。
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要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首先需要明确，这在中国，都是新中国之后才有的事物。确切地说，公有制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真正确立的体制，而计划经济，新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计划经济。即使不用理想的局面为标准，只参照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国家的所谓计划经济，只能够算是搭起了架子的猴版，制定了目标，却没有详细可靠的内容。”
“所谓计划经济，一般在谈论的时候，都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也许有很多人觉得，这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原则上的对立，无法兼容。但如果把眼光放大一点儿，心态放客观一点儿，却可以看到不同的格局。”
“简单地说，而今的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即使在吹嘘自由精神、资·本主义的欧美社会里，财团或者企业，奉行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样——然而无论是多大多小的鱼，在鱼的内部，运行的本质，其实是计划经济。哪怕是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接受和分析外部市场现有的信息，然后得出自己未来生产的方向和规模，以及是否扩大生产，升级产业技术……这些，都是计划。而如果从国家的视角去看，即便所有国家都实行了计划经济，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角逐的层面，奉行的，其实是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自己管得了的范畴，就可以做计划；我们管不到的范畴，那就只能是市场——这是简单而理想的情况。问题在于，很多时候，管得了却不见得管得过来，这取决于管理能力的高低。管不过来却又要强行去管，结果必然是所谓的一抓就死。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低效。而如果本来管得过来却不去管，那就意味着，原本的自己人成为了竞争者，内耗，就产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选择和吹捧市场经济，并且以美国最为鲜明的原因——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群财团的联盟，从1963年肯尼迪的头盖骨飞扬，到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抬头，再到里根经济学的掀起，美国，已经渐渐走上了极端市场化的不归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私有化，这是极度倾向于市场经济的经济思路，极度弱化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状态的干预，意味着把经济的主导权拱手交给了企业，或者说财团，或者说非政府控制的资本。那么，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层面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政府对所有人民有责任，越是权力强而集中的政府，责任越大越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责任；而企业，它从来都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它只需要对资本负责，它只需要考虑自己现有的管理水平，追求尽大的规模和尽高的效率。如果外部市场发生了震荡，利好了，企业可以立马扩编，利空了，它可以立马裁员，在全面实行私有化的社会制度下，理论上企业可以裁员到只有一个人。”
“不负社会责任是极端市场化的特征之一，这显然被追求利润为天性的资本所喜爱。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所谓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对市场极度敏感的资本在竞争中根本没有余地去考虑什么社会责任，或者说良心。因为在乎这些的资本，必然会被完全抛弃道德资本所淘汰。可是，越是如此，长远的发展就越成为空白。只知道扩编和裁员的企业，是无法自身成规模地培养人才的，甚至于，它们在垄断一个行业之后，将把精力和资源用于挤牙膏式地将产业和产品的每一寸升级的精细营销，以保证在市场中榨压出最大的利润，而不是那些投入之后不能保证回报的基础科研。”
“换句话说，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就是快速而低性价比地把整个国家的社会、科研和教育潜力变现成为直接经济实力的兴奋剂。这既是冷战到现在美国斗红了眼的结果，也符合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