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四章新的架构（二十）
听了黎华的话，毕文谦喝着水，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把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如果要谈教育问题，那就得结合最后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导向问题来说了。古时候所谓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就是一种导向，很功利，很现实。无论上一辈的起点如何，教育都是让个人命运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途径，对于大多数来自底层没有什么退路的人来说，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样的情况，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教育的确有那么重要，中国人如此重视教育，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所凝结的最宝贵的文化传统之一；说它不对，是因为现今的教育体系和评判标准，以及掌握着这个体系的群体里的人，有许多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需求，落后于新中国发展的需求。所谓读书改变命运，为什么教育的概念会和读书等同起来？这对吗？显然是不对的。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不断螺旋上升，读书却侧重于系统的、高效的理论学习，它仅仅是教育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在现在，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和考试成绩能不能读上高中，以及高考能不能考上大学——且不是经济方面的公平问题，它首先就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存在缺失。可我们现在有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很显然，没有。国家还很穷，太穷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力所能及的极限。就像我强调过的，我们能够保证的，只是公正和公开，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强求绝对的公平——我们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的方向，不是给予大多数人公平，而是在公正和公开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价值导向。就像赵恒以官方的身份写下那首《劝学》，把‘六经’写进去一样。宋朝对于教育的价值导向贯彻着重文轻武的理念，这既一定程度上铸就了宋朝内部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它灭亡于外敌。那么，我们现在，该推行怎样的价值导向呢？”
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回想起当初在申城的时候，脸上荡漾起笑容来。
“所谓利出多孔，殊途同归，教育领域的价值导向，理所应当要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这个答案，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思考过，从江州到前线，那时候，见闻着点点滴滴，我就在思考。后来，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说过了……”
黎华突然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来：“那时候……就说过了？”
“是啊，当时，和长者，还有那位孙经理一起吃饭，我就说过了，作为领导，作为带领发展的人，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毕文谦慢慢仰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的吊灯，“话，我是在谈论流行音乐的话题时对孙经理说的。长者却认为，这三点，不仅仅是孙经理，而是所有的党员，都应该如此代表。事过境迁，快3年了。在这三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点，不应该只针对个人，也不应该只针对党员，而是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代表和维系这种社会制度的利益集体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保持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的必要条件；而代表自身主体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保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而我们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主体阶级就是人民，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像我昨晚说过的，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却不止一条，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道路。而我们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体的以自身体量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理应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但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适合别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这三点所代表的价值导向，我们该怎么做呢？”
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正，缓缓说道：“这既简单，也困难。首先，从身份证开始。”
黎华又一次惊讶了：“身份证？”
“没错。”毕文谦点点头，语速刻意慢了许多，“我们可以给予建国后出生的中国人一个自主选择机会，把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