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旗，这过节般的景象我小时候每个生日都能看到。因为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生，我印象中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式的快意。我的少年时期则是在“**”中渡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我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而且不敢上街怕被人打，直到十五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才翻身变成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我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和机关干部，总的还算顺利，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十五岁前就经常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后却因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而险被机关清退。为这事我至今苦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总是生不逢时。该长牙发育时偏逢自然灾害，跟不上营养；该上学读书时又遇*****，没受到教育；该工作提拔时又刮学历风……好在我在每个单位碰到的每个领导每个同事都很关照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有一次还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十五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后来写小说则更是一时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烂得连我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想我虽无学历但有几分阅历，比如“四·五”运动，被派到天安门当便衣那一段可写一本《便衣警察》；唐山大地震当天即赴唐山救灾可体会一次《死于青春》；帮电影乐团找意大利小提琴那次忙可演绎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些年混迹商界，心变冷了反倒更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那样的感慨。凡此种种，试着写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
我记得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不知怎么搞的聘我做兼职教授的发证仪式上，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当时答的是没上过大学。现在想想答错了，没这个资格，应改为没上完小学才对。我不是炫耀我的无师自通，而是我可能将永远欠缺那种读书的习惯和文人的虚静，因为在我看来，上大学这件事对人的造就，是让你走入一个氛围，是这个经历的本身。
海岩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无论行走多远都将回到起点的一个周圆，还是永远不会重叠的平行之线？
——作者问
篇首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编的，那是我耳闻目见甚至亲历亲为的一段经历，关于一个人的命运，或者，关于他的爱情。
我也是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先不告诉你我姓甚名谁。除我之外，这故事中还有一些人的来龙去脉、身份面目，也恕不预示，到时候再说。
关于故事的篇首我曾思谋良久，反复揣摩该从何处进入。最初我计划先从庞建东说起，他从十六岁考入警校就开始了他的刑警之梦，三年中专又加了两年大专，走出校门却被分到监狱管犯人去了。管犯人与庞建东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而且既辛苦又枯燥还要耗时劳心，远不及当一名智慧而又勇敢的刑警那么风光传奇。但庞建东没有办法，他爸妈都是平头百姓，找不到任何门路助他实现人生梦想，不管学校把他分到什么单位，他都只能老老实实到那儿应卯值更。工作对他来说首先不是事业，更不是乐趣，而是，一个谋生的差事。
他不像人家刘川，刘川虽说父母双亡，但父母给他留下了一笔蹦着高花都花不完的家产，这份差事人家爱干就干，不爱干抹脸就走。就是什么都不干，人家刘川也照样锦衣细食！
最让庞建东感到难堪的是，他那个干文艺的野蛮女友因为在一部电视剧里饰演过一名警校女生，所以对刑警的铁血豪情一直情有独钟。于是庞建东从上警校起就一直跟她吹牛，说他学的就是刑侦专业，以此来拴住女孩的芳心。可惜庞建东上的这所警校，就是定向培养狱警的，他大专毕业后，注定要分到监狱局去，监狱局又把他分到了天河监狱，天河监狱又把他分到了一个普通的监区，监区又让他当了一名管号队长。队长虽然也带“长”字，但在管教干部中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刚分到监区的新民警都是队长，队长其实就是最小的兵。庞建东在他女朋友面前曾试图美其名曰：他现在当的是一名司法警察。可他女朋友早就心知肚明，她笑着对他说：我知道，不就是狱卒嘛。
你看，这个故事如果从庞建东讲起，就扯上了他的女朋友，就扯远了。后来我决定还是先讲老钟。老钟是天河监狱的狱政科长，后来又去当了遣送科长和监区长。遣送科和监区过去都叫大队，科长和监区长过去都叫大队长，所以干警们叫老钟还习惯地叫他钟大。从钟大讲起也许是我的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是我有生以来最崇敬的人物之一。论年龄老钟虽然快“知天命”了，但在庞建东这批年轻人眼里却无疑是个偶像。这并非因为他是司法系统的部级先进人物，而是因为他日常的行为举止，为人处事，不仅坦诚磊落，而且让人看着，哪儿都舒服。而且，老钟过去让几个蒙面人绑过，绑匪至今没有抓到。幸亏老钟那天夜里自己从三楼跳了下来，才逃过这一劫。单从这件事情来看，也能看出老钟脑门上那些深刻的皱纹里，该是藏了多少故事。
不过从钟大讲起也容易跑题，讲钟大就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