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正面临着重大危机。
欧战结束之后，西方列强贪婪的目光又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早在民国七年十二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便向北京**提出了和平统一之劝告，建议中国迅速召开南北和会，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和平统一之目的。这个劝告是由英、美两国发起的，旨在反对日本所竭力支持的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企图扶植一个亲英美之政权来取而代之，日本是在其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参加的。嗣后，障碍重重，旷日持久的南北和会召开了，一直开到民国九年也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而在此期间，因为“二十一条”山东问题的交涉，又激起了举国上下的空前动荡，给段祺瑞操纵的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时，一个往日并不显赫的师长吴佩孚突然崛起，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民国八年秋，他和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发动组织了八省反皖同盟。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其间，不断发表“罢战主和”的声明，并连连通电，大骂皖系段祺瑞之卖国行为，声称支持各地学生及地方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请愿斗争，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从那时候开始，吴佩孚师长便在英美的支持下，凭借实力地位，为中华民国制造自己的“开明政治”了。
军人的政治历来是靠战争完成的，吴佩孚会同曹经略使，暗中联合关外的张大帅决意进行一场“挽救民国”的战争！
与此同时，段祺瑞也加紧了步骤，准备先发制人，“给吴佩孚一点颜色看看”！段一方面将西北边防军火速调往北京附近，一方面自己亲自出任川陕剿匪总司令，声言“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段这一布置，其实质在于“声东击西”，拟在河南和直军决战。不料，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大帅立即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奉军入关“拱卫京师”，搞得段祺瑞哭笑不得，十分狼狈。
民国九年五月的中华民国举国一片混乱，战争的乌云已经挟着阵阵惊雷隆隆而至，直、皖、奉各路军阀都明确地意识到：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宁阳镇守使张贵新也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场直皖大战是非打不可了。如果这场战争真打起来，如果老段执意要在河南进行这场战争，那他就算倒了血霉了。其一，他的队伍要卷进去；其二，李四麻子就会伺机进兵宁阳。因此，他真希望这场大战别打起来；就是打，也不要在河南打。
这仅仅是他的希望，可决定战争的却不是他的希望，而是那些民国政治家的利益，他的希望在那些民国政治家的眼里一钱不值。
然而，对宁阳地方民众来讲，他的希望就是命令，他希望田家铺不发生骚乱，田家铺就不应该发生骚乱！他希望田家铺的窑民安分守己，田家铺的窑民就得安分守己！在北京的委员团遭到截击之后，他十分恼火，他觉着自己在处理窑民闹事的问题上，未免太软弱了一些。眼下形势十分紧张，直、皖两系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些无知的窑民居然不识时务，将他张贵新的一再忍耐当作软弱可欺，竟敢持械截击委员团，幸亏他当时指挥果断，要不酿出大祸，他张贵新将作何交代？
他决意动用武力，认真对付了。否则，即便没有什么战争，他也得被这帮暴民闹倒台！
况且，北京委员团的老爷们已经认定田家铺的窑民是暴乱的土匪，而对暴乱的土匪是不应该客气的，委员老爷们下令镇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六月三日，他又将一个团的兵力调往田家铺，会同镇上原有的一个团，共两个团约一千六百余人，准备对占矿窑民发起猛烈攻击，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六月四日晨，他再次亲赴田家铺，坐镇公司公事大楼，令属下之一千六百余名大兵环绕整个护矿河层层布防，准备开战。是日中午，他又促请宁阳县知事张赫然出面劝告，勒令占矿窑工主动退出。窑工不从。下午二时十分，他下令攻击。二时二十分，整个矿区枪声大作，硝烟弥漫……三时五分，他下令监视各报派驻田家铺的记者，抓捕《民心报》记者刘易华，严密封锁开战消息。四时五十分，他令手下赶赴胡府、田府扣押参与骚乱的劣绅胡贡爷胡德龙、田二老爷田东阳……
窑工方面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进行了各方面的充分的准备。占矿期间，他们就将八千窑工按其家族姓氏、地段区域，组成了八个团，而且逐团、逐队地进行了细致分工，组织上是严密的。他们当中的每一团、每一队、每一组都能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单独作战。作战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光荣传统之一，胡姓窑民所属的胡氏家族就是靠作战起家的，早先，他们整个家族参加捻军起义，和清军作战；继而，又为着土地和田氏家族拼杀了半个世纪。他们都不惧怕战争，战争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骨子里很清楚，要想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立住脚，就得适应各种战争，就得进行各种战争。田氏家族和外来的杂姓窑工也作好了应付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不像胡氏家族那样有着相当的匪气，可当现实逼得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也要揭竿而起，也会揭竿而起的！反叛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官家的罪过。官逼民反，反民无罪，先贤古圣也讲过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