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开学后，我成了全校师生眼中的另一个人，既不是入学之初性格开朗的学霸，也不是逆反时期性格乖戾的情种，我变得沉稳寡言，神色凝重，每天在教室、寝室和食堂三点一线中穿梭，虽然没有达到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却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为我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听闻其他的事情，我得抓紧时间把成绩赶上来以确保第一年应届完成高考升学，然后尽早毕业，我得全身心履行我作为姑爷子的职责。
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高家事实上的姑爷子，一个暑假里，我与高江江有过两次事实行为，这种行为我认为我岳母当年是有所察觉的，但是她并没有声张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她当时处在低靡消沉的状态里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或许她为了保全女儿的名声。
那一年我十八岁。如果人生需要成人礼的话，那么我送给自己的是一份责任，对高家的责任。
我把自己与整个高家捆绑到了一起，不单单是高江江。以我当时的想法，这是我该有的担当。
对于我的改变，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的班主任孙老师，这个曾经因为我在金贝转学之后拉上其他三个同学一起剃了光头而在讲台上一边痛哭一边往我们四个脸上狂扇耳光的女老师，这时候拿出了慈母般的耐心和小心，全力扶持我追赶成绩。
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八十年代最后那个年头的七月7、8、9三天，骄阳似火，让人烦躁，但我依然怀着稳操胜券的信心，完成了高考。
那三天我和高江江以及黄春梅三个人，由黄春梅的父亲全程陪考，中午又安排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店。
黄春梅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了私家诊所，他年轻时是煤矿医院下辖卫生所的大夫，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就辞职自己开了私家诊所，几年之后水平越来越高，胆子越来越大，诊疗项目已经扩大到内科、外科、牙科、骨科、皮肤科等等涵盖当地居民所能患得的所有疾病的科目，采用中西医双管齐下的方式，倒也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在方圆几十里积累了一定的声望，也积累了不少钱财。在他家的独女黄春梅高考这件大事上，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求了别人单位的公车，每天早上捎带上我和高江江，载着他和黄春梅一共四个人风风光光地抵达考点，我们进去考场后，他就在校外的树荫下等候，完全甘愿放弃诊所里的一切事务。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黄春梅的父亲，这个我们从小就害怕的男人，在我大学第一个学期期间，被陈辉的父亲用煤矿**炸死了，起因是他和陈辉的母亲由年轻时候的地下情开始转为肆无忌惮地公开姘居。陈辉父亲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晚上在酒后壮胆之下，背着**到他的诊所里引爆了，他和陈辉母亲当场殒命，陈辉父亲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随后黄春梅终止了高中复读，回家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但终归因为发生过血案，支撑不久便因为病患客源中断而关闭，她和母亲带着巨大的伤痛和不菲的家财搬离了矿区。而陈辉则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共同承担着来自生活、舆论以及失去双亲痛苦的多方压力，艰难地继续在我们的**同里生存着，直至终生陈辉都背负着耻辱、悲伤、怨恨、歉疚等等诸多无以言述的矛盾枷锁，无法从这种沉重的阴影里解脱出来。
四年以后我和高江江在各自的大学里毕业分配回到家乡后，无论见到黄春梅还是陈辉，不管我们如何自觉回避这个事情，都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各自内心的压力和强颜欢笑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