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监狱时已经是1975年了，从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五年，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统一行动的，抓捕对象是旧政权的军、警、宪、特人员。其实“肃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凭他保密局中校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员罗梦云的死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党不会轻饶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认命了。干特工这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当年他的助手叶兆明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才，英俊潇洒，勇气过人，接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当年特训班的业务尖子，精通四国语言，不少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见叶兆明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特工，才执行过两次任务就丢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这个命，而徐金戈这条命又何尝不是捡来的？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白赚了，徐金戈知足。
多亏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为徐金戈做证，徐金戈活不过“肃反”这一关。应该承认，方景林还是很念旧情的，为了使徐金戈能免于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终他提出的三点理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徐金戈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还有一点，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时主动与中共北平城工部联系，按政策应算起义人员，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贡献。
办案人员承认了前两点理由，否决了第三点，他们认为，徐金戈的起义是被迫的，当时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他徐金戈不起义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反而有投机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终被从宽判处了无期徒刑，一条命算是保了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方景林为徐金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徐金戈是领情的。
徐金戈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1959年，国家宣布对部分前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监狱里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谁知这次特赦并不包括原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只是在原国军高级将领中选择了部分确有认罪表现的人实施特赦。大家空喜欢一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
“照理说，官儿越大罪过越大，怎么把大官儿倒放了，官儿小的就该把牢底坐穿？”
监狱管教人员也向大家做工作：“别着急，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只要你们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机会。”
囚犯们终于安下心来，继续改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开始，大家谁也不盼着出狱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外边已经闹翻了天，到处在抄家打人，别说是他们这些真正的“五类分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大学教授、京剧名角、艺术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这时囚犯们才擦着冷汗庆幸道：“老天爷，还是共产党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们‘赦’出去，这会儿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还是监狱好，简直是个保险箱，得，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监狱里养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没有任何亲属，他早已心如古井，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也从来不做重返社会的美梦，在漫长的二十五年监狱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机会越狱逃走。那时他还年轻，凭他受过的训练，逃出这座监狱似乎不算难事，但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逃出去了又怎么样？偌大的一个中国，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终逃到了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会如何对待这个“投敌”人员？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他厌恶这个政权。
1975年，根据*****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报纸上总是出现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宽的《盐铁论》，就是什么“商鞅变法”“西门豹”之类的字词，让文化不高的老百姓们看得一头雾水。其实，这是几个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说今的把戏，想整倒政敌却不能明说，就拿古人说事儿，先造舆论，从外围入手，由表及里，在理论上做文章，把对手搞得半夜做噩梦，惶惶不可终日，这才发出致命一击，让政敌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马。这招数是“**”中大人物们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变成一种固定模式，连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报纸上出现什么古文，肯定是什么人要倒霉了。
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当初运河曾流经于此，这里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所以叫作鲜鱼口。离这不远处有叫三里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证明了这一点。凡有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