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先生，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罗教授那里我没法交代呀……”
那翻译有些不耐烦了：“行啦，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佐藤先生会打发人来送钱，这就算成交了，不过佐藤先生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这幅画有些残破，需要请高手修补一下，请你三天以后把修补好的画送到煤市街笠原商社去。”
陈掌柜极力压住心头的狂喜，一口应承下来。这幅画以五十元购进，转手就翻了几十倍，如今这年头儿做什么生意能有如此之暴利？真应了古玩行那句行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文三儿受陈掌柜指派，到朱茅胡同去接“裱糊王”于庆同。这个于庆同也是琉璃厂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己不开铺子，也不受雇于任何铺子，谁要是裱画得上门去请，还得看他高兴不高兴，若是不高兴，给多少钱也不干。这位爷有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上午十点才起床，这时请他去揭裱字画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其实裱画是于庆同的副业，他真正的本事是修补古画，就凭这手绝活儿，于庆同在琉璃厂成了爷，他的工钱比同行要高出三倍，就这样，还不见得能请到他。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蛳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条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逸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驯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这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一良策，**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计算，一千只鹰可携带两千枚手**，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绝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
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记者，玩的就是花鸟虫鱼、养鸽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同时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