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能够买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北方的走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东方的海鱼、海盐，可谓品类齐全。通过商业交换，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丰富的水产品，农民常年耕种，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买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就可以买到粮食。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大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对一般等价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一般等价物逐渐规范化和固定化。历史记载，墨子弟子耕柱曾经到达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却可以分为三类，即金、银和铜。还有记载称，当时张仪到达楚国，问及楚国的财富几何，楚王便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可见这些都能够列入财富的范畴。最早将黄金白银作为贵重货币的，当属东周后期的楚国，而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则成了各国通行的货币。
历史记载，周人有一个风俗，就是特别喜欢从事工商业而鄙视做官。通过从事工商业，他们能够获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润。随着时代的发展，就连深受孔子儒学思想的鲁国，也大兴经商谋利，商业变得异常繁荣。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甚至西边的秦国，也发展起了商业。直到商鞅的出现，重农抑商政策施行，商业才有所遏制，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并不为当时的东方六国所取，秦国也在商鞅死后，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商业，由此而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改变。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表现了秦国商业的繁荣，为了能够很好地和其他国家交流，商业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频繁，以至于到了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参与到了秦国的政治中来，成为秦国的丞相，把持秦国朝政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