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海自打从山上下来，当了鬼子的保安团长后，心情就一直没有好过。
千木大佐对他似乎很重视，有事没事地总要到他的保安团部来转一转。千木大佐每次来都是微笑的，有时身后跟着翻译，有时是一个人来。千木大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他已经能用蹩脚的汉语和人交流了。
千木大佐似乎也看出了林振海的情绪不太对劲儿，每次来时都会说：林桑，你要高兴。然后，就站在保安团的院子里，用手指指天，又指指地，跺跺脚道：林桑，这天、这地，都是皇军的，你为皇军干事，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林振海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整日苦着脸，在房间里、院子里踱来踱去。然后，他就抬头去看天，再看地。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他怀念在山里的日子，还有山下的菊。虽然在山上时不可能天天看到菊，可隔三岔五下山时，他总要在菊家的院外，站一会儿，唤几声菊，他也会心满意足。然后，一步三回头地，打马上山。
而此时的自己成了日本人手里的工具，这在日本人和他谈判时，他就料到了。为了爹亲娘亲，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无奈地下山了。
现在的他，只要他愿意，他每天都能见到爹娘。
爹娘就住在日本兵营的一座小院里，每次去时，爹从不给他好脸子看，背过身去。娘毕竟是女人，心里惦记着他，眼睛里却充满了绝望。
他跪在门前给两位老人请安，爹一声、娘一声地叫了，才推开门，恭恭敬敬地站了，小声地说：爹、娘，你二老想吃点啥？俺差人去给你们买。
说完，把手里提着的两个点心匣子放在桌上。
爹一挥手，就把他带来的东西打在地上，气哼哼地说：俺们不吃你的东西。以后你不用来看俺们了，俺们就当没生你这个儿子。
爹发脾气，娘在一旁就抹开了眼泪：你呀，真是不争气，土匪也当了，汉奸也做了，咋啥事都轮到你头上了呐。
他低着头，含泪站在那儿。从小到大，他没为自己辩白过一句，从来都是爹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如今自己被逼当了土匪，又无奈地做了汉奸，这就是他的命。他也唉叹过自己不济的命运，但他又无法抗急，只能认下这现实的命运。
他垂首立在爹娘跟前，任由他们数落。他又何尝不怀恋做土匪前的日子呢？尽管生活是困苦的，但日子还是有奔头的。而此刻，他的心里很苦，难受得要死不成，要活不能，他只能煎熬着自己。
在他离开爹娘后，爹娘也曾有过如下的对话——
娘说：他爹，孩子也怪可怜的。孩子从小啥样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把人打死，能去当胡子？他不能当胡子，日本人能抓咱？孩子下山还不是心疼咱们。
爹就说：理是这个理。俺看还是他不争气，他干吗要去当胡子，他可以像李彪一样去参加游击队。他要当了游击队，日本人就是把俺杀了，俺也认了，值。可你看咱现在过的是啥日子，还不如蹲监狱。
娘听了，就又一次抹起了眼泪。
林振海下山后，曾向千木大佐提出过把爹娘接到保安团，被千木大佐挡了回去。
千木大佐嬉皮笑脸地说：林桑，你的放心，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日本兵营保证你的父母万无一失。
林振海当然知道千木大佐的用意，此时的爹娘就是日本人手里的人质，他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
扫荡和偷袭县大队是日本人的主意，但在布兵、设圈上，千木大佐都来征求他的意见。刚开始，他不愿意多说，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行动也并不积极。后来，日本人接连吃了几次亏，千木大佐就在每一次行动前，都要找茬儿打掉一两个保安团的兄弟。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被杀，只能乖乖就范。方圆几十里，没有他林振海不熟悉的，哪儿有路、哪儿有河的，都在他心里装着，他就是一本活地图。
甭管县大队临时驻扎在哪个村子，进或出，不用想，他就知道他们会走哪条道。在他的指点下，鬼子这里放一个中队，那里放一个小队，结果县大队就接连吃了亏。
说句心里话，他和县大队无冤无仇，也知道李彪就在队里，他不想招惹县大队，更不想为日本人出力，可不这么做，日本人就拿他爹娘说事，或是找茬儿杀他的兄弟。日本人杀中国人，一点道理都不讲，就像随便碾死一只蚂蚁。
日本人接二连三地占了几次便宜，千木大佐就很高兴，每一次胜利而归，都要搞一个隆重的仪式，为保安团接风，为林振海授勋。
林振海一回到保安团，就扯下胸前千木大佐颁发的勋章，狠狠地扔到地上。弟兄们也知道他的心思，说话、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的左膀右臂朱打铁，此时已经是保安团的朱副官，最是了解林振海此时的苦闷。
朱打铁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一瓶烧酒和几样小菜，他要陪林振海喝上几口。
林振海对酒一向是来者不拒。
酒一下肚，就什么都想开了，他又可以大声地说笑，当当地拍着胸脯，爱谁是谁了。
这天，朱打铁又陪林振海喝了酒。两个人喝到高兴处，还划了拳。朱打铁见林振海高兴，就多说了两句：老大，别想不开，该高兴就高兴。人能活几年呀，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呐。
林振海就长吁短叹道：妈的，咋的也不能让日本人给埋了。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