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队成立了，这在县大队的编制中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队长李彪，队员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如果把这四个人分散开来，也不觉得他们会有多打眼。可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像是四块煅过火的钢，整整齐齐，利利索索，惹人眼目。
县大队经历过这次反扫荡的重创后，将息了几日，似乎才恢复了些生气。
他们在白家庄村头的空地上，又操练了起来，声势浩大，情绪高涨。毕竟在这次反扫荡中，损失了大量兵员，招收新兵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村口的一棵老树下，摆了一张条桌，曹书记坐在桌子后给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人作登记。大队刘猛负责面试，面试很简单，无非是和人家掰手腕或是捶打两把，看看小青年的劲道如何。力气有了，刘猛接下来就开始提问题了。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县大队？有人答了：打鬼子，报仇。刘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死？小日本的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大部分的青年人听了这话，会犹豫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回答：只要能报仇，死了也值。
想参加县大队的青年力道有了，回答得也能让刘猛满意，就可以参军了。有的先发了一身军装，或者发一杆枪，没衣服、没枪的，就发一根和枪长短差不多的木头棍子，让人带下去操练。刘猛对那些没有枪的新兵就说：别着急，等过几天，俺带你们端几个鬼子的炮楼，就什么都有了。
没枪的新兵脸红脖子粗地、心有不甘地舞弄着一根棍子，练起了格斗和刺杀。
锄奸队的人也在练兵，他们和县大队的大部分人马练的不同，他们练爬树、翻墙和射击。县大队把最好的家伙都武装到了锄奸队，每一个队员都是双枪在手，还将反扫荡中缴获来的自行车配备给他们。自行车这玩意，大都是汉奸骑的，锄奸队员看过，却没有骑过，两个轮子总是不稳，东摇西晃的，人就摔倒了。李彪就冲着自行车发狠，一次次上去，一次次掉下来，逗得围观的众人捂着肚子笑。
围观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笑，那就是白冬菊，她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彪。
当李彪又一次摇晃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走了过去，一脚踩住了自行车的轮子。
李彪的腰直了起来，他先是看清了白冬菊的一只脚，最后连整个人都看清了。还没等他说话，白冬菊开口了：李彪，你说话不算数。
他直视着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样子。
白冬菊说：你答应过俺，这次反扫荡后让俺参军。
李彪记起来了，以前自己是说过这样的话。
白冬菊是白家庄的妇救会主任，俩人打小就认识。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他和林振海等一帮孩子觉得新鲜，从十几里外，跑到白家庄看白冬菊的父亲教课。上私塾的孩子，家里一般都比较殷实，再不济的，也有几片山地，当父母的都巴望着日后独生子能有些出息，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白冬菊的父亲咿咿呀呀地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大些的孩子还会读《诗经》、《论语》什么的。
看热闹的孩子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旁就笑，弄得那些读书的孩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就用手势轰他们，像逗鸟一样。孩子们不怕，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弄得课就没法上了。先生再开口时，窗外的孩子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嘻笑一团。
冷不丁的，门开了，白冬菊从屋里冲了出去，手里握着一根烧火棍，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
孩子们见了这等阵式，一哄而散地跑了。
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对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岔五的，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哩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ròu_tǐ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人把白先生杀了。临死前，他仍镇静地吟诵着豪迈的诗句。
一声枪响，倔强的头颅终于脱离了生命，灵魂悠然地飘向了天国。
随着毛主席在延安又一次做出英明的指示——到敌后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支支队伍就开到了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