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即世代为官之家族。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那么这个家族就是士族。
在东汉末年，普通人想做官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士，必须道德品质优秀，此为“德”的要求；通晓经学，即熟悉儒家学说，此为“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这便是身份的要求。
士人，即“士”，在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分共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为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秦汉，士成为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有四个等级，即士、农、工、商；商民经商，工人做工，农民务农，士人读书。士便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讲，便是脑力劳动者或劳心者。
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张制于人，因此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的地位是最高的；而一个人的身份首先须为士，而且要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方才有做官的资格。一个人若是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么他也必定培养自己的子孙也做官；如此一来，读书做官也就成了一个家族的职业，这便是士族的由来。
东汉末年，共有三根支柱支撑著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即外戚、宦官与士族。不过，与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相比，士族却有著三个较为明显的特殊之处。
其一，士族垄断仕途。士族阶层皆是诗书传家，这在当时便垄断了知识，他们通过垄断知识而享有做官的专利，因为在那个时代办私学困难重重，实属不易，不是谁都可以读书，谁都读得起书，读得懂书的，只有那些诗书传家的人才读的了，于是这些人家便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这就将相当一部分做官的名额垄断起来。
此后，他们便通过各种特权更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比如，当时入朝为官之人便具有一项特权，叫做推荐权，可以推荐一定数额的人来做官；如此一来，那些个大士族自然首先推荐自己的亲族子弟为官，然后他们还会推荐出身低微但却品德才学出色的寒族子弟；因此，这些寒族子弟便与那些大士族之间形成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他们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这些寒族子弟入仕之后，他们当然也具有推荐权；这些人会感念其主恩德，自然会分出一部分名额来回馈主家……
除此之外，各个大士族之间还会交换推荐双方子弟，通过各种手段达到扩展势力的目的，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其二，控制舆论。士族由于诗书传家而做官的，属于知识阶层，因此便具有话语权。而且由于他们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因此他们便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如此一来，这些个大士族周围便会聚集一大批的太学生与名士，号召力非同一般。
其三，成为豪强。因为士族有权有势，因而这些个士族便在当地成为一方豪强。这样的豪强便叫做士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名门望族、势族、世族等，这些称谓都是代指士族；至于那些没有权势、名望与地位的家族就叫做庶族，也叫寒族、寒门。
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便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这便掌握了意识形态；士族有权有势，成为了豪强，这便把握了经济基础。到了东汉末年，帝国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已经全都掌握在了士族手上；按常理而言，这个阶层应当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然而奇怪的是，士族阶级并没有在东汉末年马上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
原因很简单，因为门阀遇到了军阀。
门阀，即士族，士族也成为门阀士族阶级；保护士族阶级的制度又叫做士族制度，这便是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分归晋，实质上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最终归于了士族地主阶级。
门阀和军阀虽然都成为“阀”，但此阀非彼阀。
门阀为阀靠的是声望地位，而军阀靠的则是武装力量。如果是天下太平，中央政府对地方有统治能力，这个时候门阀自然强过军阀；但如果是天下大乱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甚至连皇帝都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到处流浪，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管用的自然是军阀，而东汉末年便恰恰正是这样一个状态，故而门阀不敌军阀。
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军阀便是董卓。
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同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来两败俱伤，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又被袁绍所杀，因此支撑东汉帝国的三根支柱便倒了两根，只剩下士族这一势力……
董卓进京之后其实还是想与士族合作的，他也曾将一些名士强行拉到朝廷做官，比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等；但一方面董卓本人乃粗人一个，根本不懂得合作，令一方面士族也瞧不起他，不愿意同他合作。最后双方闹翻，董卓成了孤家寡人，只得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长安去了；那些个大士族也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
董卓登上历史舞台，首先给了士族当头一棒。士族阶级顿时也明白过来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便选出了士族的代言人袁绍，准备重新夺回士族的统治地位……
这个时候，历史便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