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忽然把脸埋在围巾里，低声抽泣起来。墓地，她似乎听到了教室里有一点响动，便很快收敛了哭声。她默默站了一会，摸到自己座位上去找那个笔记本。
“哗——嘟——”是一枝铅笔盒掉在地上了，橡皮铅笔滚了一地。她抬起头来，这才发现中间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影。
“谁？”她吓了一跳，头发也竖起来了。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传来一个鼻音很重的男声，遥远得好像从天边而来，严峻得像一个法官。
芩芩站住了。她不知道是应该走过去还是应该赶快走开。
“你，你在这儿干什么？”她想起了自己刚才的哭泣，竟然被一个陌生人听见，顿时慌乱而又难为情。
“对不起，这是一个公共的教室，你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我，而我对于你也是完全无碍的。我一直在背我的日语，如果不是你……”他弯下身子去摸索那些地上散落的东西。
芩芩这才想起来去开灯。如果不是碰掉了人家的铅笔盒。她真希望就这么悄悄走开，谁也不认识谁。可是——两支并列的40瓦日光灯，清楚地照出了他高高的鼻梁上厚厚的眼镜片。在那厚得简直像放大镜一般的镜片后面，凸出的眼珠藐视一切地斜睨着。光滑的额头，下巴上有几很稀落的短髭。然而，他的脸的轮廓却很漂亮，脸形长而秀气，两片薄薄的嘴唇，毫不掩饰地流露着一种嘲弄的神态……
他似乎也在默默地注视着她。他在嘲笑她吗？嘲笑她刚才的眼泪，或者是想问：“你从哪里来呢？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我也没见过你呀。”“噢，我知道，你是业大日语班的，借附中的教室。”“我也知道了，你是这个大学的学生，虽然你没有戴校徽，可我会看……”“你刚才为什么哭呢？”“不，没有，我没有哭。”“哭了，我听见的，你有什么伤心事？”伤心事？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很快乐，我就要结婚了。人家介绍我认识他，他对我很满意，他家里对我也很满意，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如果我不答应，大概就找不到这样好条件的对象了。我要结婚了，所以我很伤心。不不，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句话是讲不清楚的，你别问了，我不认识你……
眼镜片在日光灯下闪烁，地薄薄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他什么也没有问，好像世上的一切都同他无关。
“我，我的钱包丢了，所以……”她冒出这样一句话来，难道是想掩饰她刚才的眼泪吗？多么可笑，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钱包？”他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从来就没有钱包，因为没有钱。可敬的小偷，愿他们把世人所有的钱包都扔进厕所，那钱包里除了装着贪欲，就是熏黑了的心。”“可敬？你说小偷可敬？”芩芩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摆了摆手：“诚然，小偷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损人利己，甚至有时还谋财害命。咱们且不谈造成这些渣滓的社会原因，但更严重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侵吞着人民的劳动成果，却冠冕堂皇地教训别人。他们不学无术，又不懂装懂。因为手中有些权力，就可以昏头昏脑地把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币扔进大海。”“有这样的事情吗？”芩芩的脸色有点发白。她站着，他也没有请她坐。她本来是想把铅笔盒捡起来立即就走开的。
“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学院里有一位教师，平时工作勤勤恳恳，因为没有房住，夫妇长期分居两地，几个孩子都小，生活相当困难。这次调整工资，系里的领导争着为自己提级，他们俩最后都被刷下来了，还被说成是无能、业务不行。他们无处申辩，只好……”芩芩禁不住冒了一身冷汗。她是最怕听这类悲惨的故事的。他给她讲这个干什么？
“再比如，”他用一把铅笔刀在桌上轻轻划了两道，“去年我们学院毕业分配，全部面向基层，可是一位副部长的一张纸条，就把他未来的女婿调到北京去了。人们满肚子自私，却来指责青年人缺乏共产主义道德，何等的不公平！还有谁会相信那些空洞的说教呢？人们对政治厌恶了，不愿再看见自己所受的教育同现实发生矛盾，与其关心政治，倒不如关心关心自己……这就是对‘突出政治’的惩罚。我说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说明现实的人生……”芩芩发现他的口才很好，几乎不用思索，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大堆。她不觉有几分钦佩他，他讲得多么尖锐，多么刻薄呀。而无论在讲叙什么的时候，他的嘴边总挂着那么一点儿嘲讽，脸上既不愤怒、也不忧郁，语气平淡，又有些冷峻，好像这一切都同他无关。
“唉，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历尽沧桑。没有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叫人如何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呢？理想如同海市蜃楼，又如何叫人相信理想呢？有人说这叫什么虚无主义，我认为也总比五、六十年代青年那种盲目的理想主义好些……”芩芩“啊？”了一声。
“是啊，我对你说这些干什么？”他突然站起来，匆匆地收拾桌上的那一堆书，“你难道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吗，人们只是不说出来罢了，天天在歌颂真实，可是，真实却像一个不光明正大的情人，只能偷偷同它待在一起。正因为我不认识你，才对你说这些话。你以为我很爱说话吗？哈，我可以在十个人同我聊天的时候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