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优每天下课以后，都到拳击馆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大姐下班。大姐干活时优优就坐在墙边的长凳，静静地看着运动员们击打沙袋和皮球，听着老教练大声地吆喝训骂，和拳手们气喘吁吁地呐喊。她从他们彼此的称呼中知道，那个酷似韩国歌星的男孩名叫周月。她开始以为是卓越的越，后来知道是月亮的月。月亮的月听上去虽然有些阴柔冰冷，但按优优的感觉，却比卓越美好动听。月亮的清高和纯洁，很配周月那张面孔。
她始终没和周月说话，有几次周月走过她的身边，有几次就在她身边不远处穿衣换鞋，有几次他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甚至，有几次他们目光相遇，但谁也没有主动开口。拳击馆来来往往的杂人很多，没人特别留意角落里这个不言不语的女孩。
这样的暗恋持续了很久，终于在某年的秋天戛然结束。因为在那年秋天到来之际，优优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她的大姐，从小养她，与她相依为命的大姐，要结婚了。
优优的大姐那一年刚刚二十一岁，优优没想到她这么年轻就急着结婚。一天晚上她和大姐洗完脸正要上床睡觉，大姐突然对她说了这个决定。
优优记得，她当时听完就伤心地哭起来了。因为大姐是她惟一的亲人，虽说她和阿菊的交情也相当不错，虽说她更多的时间是跟阿菊一起厮混，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姐就是优优的家，就是优优的家长，是姐姐，也是母亲。
大姐也哭了。
虽然屋里的灯光很暗，虽然大姐的眼泪是悄悄流的，但优优马上看见了，于是她哭得更加难过。她意识到这是她幸福生活的最后一个夜晚，似乎明天一早，太阳升起之后，大姐就要被那个名叫钱志富的男人领走，这个家也就永远不复存在。
其实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姐姐结婚后依然对她很好，姐夫钱志富搬进她家，实际上改善了这个家庭经济上的窘迫。他那时放弃了自己的菜摊，接管了巷口的白天鹅饭店。当时阿菊的父亲喝酒中风患了偏瘫，阿菊家的生活顿生巨变。阿菊的母亲没有能力代替丈夫张罗生意，阿菊面临毕业考试，即没法照顾父亲，也没法照顾餐馆。于是，钱志富，也就是优优的姐夫，用自己这些年的两万元积蓄，盘下了这间只不过三十米见方的餐馆。
餐馆改换门庭，装饰一新，更名为志富火锅店。钱志富当了老板，大姐辞了体校的工作，当了老板娘。钱志富自己打理店面上的迎来送往，和地方上各种关系的应酬交际，另外请来师傅主理后厨庖俎。而优优的大姐则负责采买和收账，也帮着师傅打打下手，体校的那份临时工自然是不能干了。
大姐的辞职，对优优来说，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变故。她突然不能像往常一样，天天下课后去拳击馆了。因为大姐已经不在那里，她再跑过去已无正当理由。
在大姐辞工的前一天下午，优优最后一次跑到拳击馆去。她像往常一样在墙边坐着，看着周月和一个比他壮实的小伙在台上对打，听着台上裁判和台下教练不时发出的吆喝……她已经听惯了这种吆喝，平时无动于衷，而即将分别的一刻，听来竟格外不舍。她按照事前想好的计划，把周月放在长凳上的一件印着仙泉体校四个大字的红色短衫，偷偷拨到地上，又悄悄用脚把它踢到凳子下面，然后等着周月过来。
不知过了多久，台上的比赛终于结束，台下的观众顷刻散开。几个运动员向墙边走来，来拿自己的东西。周月也过来了，拿起了自己的背包，却不见了那件上衣。优优等别人陆续走开，才低头把那件红色的运动衫，从凳子下面拽出来。
“这是你的吗？”
她终于开了口。
这是她第一次开口，声音中透着紧张和害羞，但周月可能并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并没发觉这个女孩的脸庞和声音都在发抖。他冲她笑了一下，很短促，很随意，甚至，连优优一直期待的那一口雪白的牙齿，都露得含混不清。他淡淡地说了句：“啊，谢谢你。”然后接过那件红色短衫，随手搭在背上，转身走了。
优优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追上他的同伴，他们一起走进了更衣室那扇吱扭作响的破门。直到那扇破门拖着刺耳的长音很不情愿地关住，优优还站在墙边，冲着周月消失的方向发呆。
这是几个月来，他们之间惟一的对话，短得不能再短，好像只有一瞬，还没捉住什么感觉，就这样仓促结束。
优优心情茫然，离开了这幢又旧又破又亲切的拳击馆。离开时她才发现，刚才短促的一瞬，竟然清晰地留在眼前——他对她笑了一下，他对她说了谢谢，他接了衣服然后转身，他的后背笔直笔直，皮肤上依然镀着亮汗……
晚上，优优和阿菊坐在“白天鹅”里，望着窗外怅然而对。屋里，新刷了四壁，新换了桌椅，桌子上镶着簇新的白塑料板，中间挖了个圆圆的大洞，洞里放着吃火锅用的气炉……改换门庭后“白天鹅”已不叫“白天鹅”，而叫志富火锅店，阿菊的怅然八成由此而生。优优呢，优优在想周月，那个藏在心里的白马王子，她在想今天下午拳击馆里的黯然一别。
那晚优优一夜无眠。
在经过了反复犹豫、盘算、决定、推翻、再决定、再推翻之后，第二天，晚上，优优终于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给周月写信。
火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