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的第一场是在八月九日进行，这天大早，天还没亮，几千考生就赶着时间过来，如同搬家一般。
一个提篮作为考篮，另一个是背包，也有背了背篓的。杨继业进如排队人群，然后有不少人同他招呼。孙晓君、钱儒龙等人不在他们这边排队。进考场的排队，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这样，才有本地学政或士林前辈认识考生，防止有人代考。
荆蛮楚地这边的人，见杨继业到来，自然很热情的。作为在文会上拿到第一的生员，那也是荆蛮楚地的荣耀，大家荣辱与共的。
杨猛不能跟进考场，带着东西在门口处，等轮到杨继业被搜检，才将物品递给杨继业，让军士们进行搜检。
平时，军士的地位远远低于文士，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文人。可在科考前的搜检，军士的态度就比较粗暴，也是文士唯一一次被军士可以无礼的机会。
明白这些，杨继业一直微笑着主动配合搜检，也将自己多余的食物，放到搜检存物篮。这些军士就明白杨继业的意思，两只多余的烤鸭、一块几斤中的熟牛肉，直接放在篮中，也不说话。倒是让军士对他有不少好感。
这天是八月九日，早上进场。找到自己号位之后，可以稍做休息。几个平米宽、半封闭的所在，对杨继业而言先有思想准备，倒是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场合。比较幸运的是，杨继业的位号距离公厕比较远，闻不到臭味。
把物品摆好，坐在横板子上稍微休息，也平静一番自己的心绪。有些号子的考生在生火，要热一热饭食。乘着这时候还没发卷下来，将早餐吃了，然后才有足够的时间来答题。
第一场考生的内容是《四书》内容三道，每一道题答案必须在二百字以上；《五经》内容四道，每一道题答案字数在三百以上。这些答题有比较规范的答案，主要是考考生对经义的记忆和理解。
这里的理解不是考生本人的理解，而是有标准的内容。能够准确答出来，然后适当地将自己的理解、阐释、引论等发挥出来，对经典的自身理解上，如果吻合标准答案，价值观、是非观、认识观等与文朝大众的价值相符合，就会得到高分、评出甲等、甲上等等，不同的阅卷老师给出评语后，最后看谁得到的甲上多。
如果被评为甲，或乙等、乙上、丙等，那么最终的成绩肯定差多了。
杨继业最不担心的就是第一场，觉得自己在记忆力上有绝对优势，对于各种标准答案的版本经典，都有过一遍的，不会出现错误。
第二场是在三天后，也就是八月十二日进场，十四日离场，第三场则是十五日进场，同样三天离场，完成全部的乡试考生程序。
每一场考试，是有其侧重面的，也是在考察一个学子某一方面的能力。第一场是考学生读书多少、读书的效果如何，这是最为关键的场次；那么，第二场在八月十二日，内容是“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一场主要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做官的基本条件。第三场在八月十五日，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可视为考安邦定国的见解。
杨继业研究过之前成功的范文，知道文朝的科考与明朝后期的八股文是两回事。考生在答卷上有更多的灵活性，但评卷时，老师们的分歧也会更大。
对于同一份答卷，有人给甲上很可能有人给丙等，这样的差距引发的争论和不公平，显然是存在也是非常现实的。明朝后期和清朝期间的科举，之所以要搞成八股文，最初的起因就是减少阅卷中的作弊。但后来的演化，使得八股文变成束缚生员读书的链条。
真正成长为大儒、大学生级别的存在，自然不同。这些人对经典研学大到一定的深度、广度，对圣人之言，圣人的情怀不仅仅是学习，而是用毕生的精力去践行。
就像后世的读书人，大多数人从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毕业上班，他们所看的书就是课本、课外几乎没什么阅读量，哪怕有一些阅读，也是由教师制定的统一洗脑所用的材料，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反思。这样的人称为社会主体后，可想而知，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现状。
又红又专时代，最为明显，而知新人长大、变中年、然后成为老年，几十年的观念从初中就固定下来了。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接受的灌输，就是那么些东西。对于与灌输相左的任何东西，那绝对是错误的。
任何时代，作为紧紧抓住掌控权的级层、作为操控其他人命运的级层，他们需要什么？
正如在历史上有名的句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人在理解这句话上，是有完全相反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愚民者看到的自然是民可愚，尊重民者自然看到民重君轻。
对于这次科考，从杨继业自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又不是决定性的考试。乡试对于杨继业，只是让文朝士林认可他，对以后自己要做什么，少一些阻力罢了。
有这样的心态，对杨继业而言，只要求考试通过，自然不存在多大压力。早早起来，也没吃东西，做几下小动作的身体活动，将早餐也拿出来。生火，点燃煤炉子，之后每天只要记住加煤，就不会熄火。
优质煤点燃之后，非常便利的。杨继业在想，以后到京城去会试，那时候正是春季二月天，真正大冷之日。要参与这样的考试，就必须多带一些优质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