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右丞相府的人手已经到位，至于运转，肯定要一段时间来磨合。这对右相杨盛文而言，不算什么事。
太子监国也在逐渐走向常态，左丞相府和右丞相府会将各自的工作、决策等都报太子，然后再传达下去，贯彻落实。
对于文朝的整体运转，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秋收即将到来。秋收情况如何，不但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子民们生存，也牵涉到文朝的税收状况，没有税收或税收拖欠，都会给文朝带来沉重的压力。
当然，文朝商业发展发达，除了粮食收益的税收外，商业这一块地税收也占一部分。只是，文朝对于商业税收还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漏洞多使得本该有最大收益的一块，却受到较少比例的税收，致使文朝的国库空空，各项政务推动起来艰难。
商税难受，其实是一种观念所致：官不与民争利。
然后，各大家族所经营的商业所得，基本上没有什么缴税的概念，尽可能地逃避缴税，而将盈利全部归到商家。反而是一些小商贩，会被逼迫着缴纳商税，自然商税这一块的国家收益就很小。
之前，右丞相府杨盛文曾动过这一块，国库有所增收，但商税依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农业税收上，也有众多漏洞，很多粮田寄存在有功名的士子名下，便成为免征的田亩。如此百年来，积累的田亩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使得征税的田土变少，增税的总量也就大为缩减。
关于税收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文朝斗争激烈的一块，牵扯面太大，而碰触到太多人的利益，使得一旦有这方面的工作推动，就迎面而来最激烈的斗争。就连之前杨盛文都不敢迈开大步子，推进国家税收的行动。
如今，在左丞相府主导国事的六年中，税收这一块就更加萎缩，国家运转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赤字。几乎将今后三五年的税收都花销掉了。
国家开支最大的几块，一是官员们的工资和奖励；二是水利维修；三是赈灾开支。赈灾每年都有，国家层面开销虽大，但真正落到受灾民众头上的，到底有多少，确实很难说。
朝廷还有一块最大的开销，那就是军费。在北地，常驻的边军，每一年都会投入几百万银两，多的时候会有千万两白银。但实际上，这些开销所起到的效用并不明显。
边军多，驻扎防线太长。哪怕有长城这样的险要关口，有各大关隘，依然难以防备北地游牧民的突袭、破关，破关后在北地的破坏和烧杀抢掠。
这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也将文朝的运转绑在这上面，让文朝拖得越来越孱弱。
边军虽说是文朝的精锐，但战力与后金鞑子不能野战，更不能与蒙匈族的军兵正面对抗。要抗击北地入侵，唯一依仗的就是长城和关隘。
鞑子侵边，总会选择一处关隘进行突袭，即使守军察觉鞑子的动向，先有了防备，往往还是被鞑子迅猛地突破。之后，只有扼守县城、村里围墙，与鞑子做艰苦卓绝地抗击，损失惨重，也使得文朝的北地越来越荒芜，人口越来越减少。
对于文朝皇室和朝堂文武官员说来，文朝面临的这些，他们都知道，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却无法做到。
太子监国之后，因为到过北地督军，对这个事情比较上心。看到北地大片土地荒芜，村寨破败，人们流离失所，自然心疼。
刘静监国后，便向左丞相府这边提出这个问题。左丞相府统属兵部，北地的战事，也是兵部最重要的一块工作。
太子提出问题后，朱子善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推诿，也不适合拖延。同时，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也是试探右相杨盛文的最好方式。
太子刘静提出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杨盛文在背后，想插手军务、伸手进军方的一个信号？对于这一点，朱子善和相关的人，自然会严密注意。
如今的左丞相府权力已经缩水一半多，如果兵部再被牵着走，他朱子善在京都还有什么尊严和颜面？自身的利益就会更大缩水，以后，左丞相府就成为笑话。
当然，目前正是太子监国和右丞相府才重开之际，势头才升起来，不适合直接硬拼。如果未指定对太子监国不满意，对杨盛文的工作不满意，那右丞相府很可能会再次贬斥。甚至可能在未来不就，大宝上的人到底是谁，都难断言。朱子善岂能够轻易出招？
用一两天的时间准备，朱子善将京都这边牵涉到北地边防工作的大佬们，都请进左丞相府。参与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北地边防工作如何开展。
兵部是核心，然后牵涉到工部、户部、吏部，亲王等等。朱子善自然是将这些部门的高级成员，都请进左丞相府，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
人数越多，牵涉到的方面也就越大，自然就更难有统一的声音。朱子善就是想要让太子刘静明白一点，北地边防问题，不是朝廷不努力，更不是他这个左丞相不作为，而是实际上的困难太大，目前难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至于文朝边军为什么比鞑子军兵要差，只能打防御战，被动挨打还每战必败，那都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目前，能够将鞑子拒之长城之外，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
吏部这边，尚书秦钟彬带着左右侍郎简新蓝和高詹远一起到来，工部尚书何骏，也将他的左右手带过来；兵部尚书郑粱钧，左右侍郎同样跟着到来，另外，五军都督府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