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朝廷诸公紧急商议华兴联号jian细案一事之时，在山东、河南再次生于华兴联号有关的饥民sao乱。
洛阳、济南的华兴联号分号的掌柜是尹峰从马尼拉救出的一名潮州小商贩金平。他在任职期间在济南、洛阳乡下赈济灾民、顺便鼓动难民们移民台湾等地。海禁令下达后，他本来已经接到了总部的撤离命令，但是他还想着要多带一些饥民一起走。这些难民都是福王王庄的佃户，活不下去了想逃亡，结果，他被洛阳东乡福王府王庄的庄头告了官。
官府衙役来抓他时，饥民们暴动了，金平趁机逃脱洛阳官府衙役的追捕，逃到了济南。但是，这里的官府已经得到海捕文书传告，在济南城下抓住了他。一些济南周围乡镇的难民正在等着金平带他们出海，闻知他被官府抓住了，也掀起了暴乱，冲击大牢企图劫狱。
最终饥民暴动被镇压，金平也被以叛逆的罪名解送京师问斩。
同一时期，日照海滩上等着想出海逃难的饥民被官兵用武力驱赶，刚刚来到海岸边的第一舰队，也就是北方舰队的接应移民的船队现了海滩上的悲剧场景，愤怒的船员们违反了公司总部的不许主动攻击官军的禁令，果断地开炮轰击官军。那支在饥民身上逞威风的官军是来自登莱水师营的，本来就知道海上霸主中华公司舰队的厉害，他们也不过是拿着冷兵器吓唬老百姓而已，听到炮声后迅逃之夭夭。
事后，山东总兵上奏朝廷，夸张地说有百余艘海盗船袭击了臼港，全都悬挂中华公司蓝底中字旗。
与中华公司有关的动乱，在北方生的主要是赈济饥民和移民问题。而在南方沿海，那些走私出海的私商根本对海禁令不理不睬，照样出海交易。不少悬挂蓝底中字旗的商船都装备了中华公司提供的小型佛郎机铳，甚至还有商人集资购买了中华军退役的旧式青铜炮。因此，这些商船根本不怕官军水师的追捕；同时，驻扎在浙江的三蒜岛、南麂列岛的中华军分舰队也主动出击为商船护航。浙江、广东沿海这些日子爆了一连串的小规模海战，全是中华公司商船队和官军水师之间的冲突。
唯一的例外地区是福建沿海，这是被中华军水军绝对控制下的地区，五大水师营不是已经消亡成只有几艘小帆船的巡逻队，就是干脆和平演变成了中华公司的水军编外船队。
尹峰接到了大量的此类报告，心里觉得非常奇怪：这一次海禁，似乎朝廷是要动真格了。而且，朝廷上下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和中华公司开战了。
这时，一直在监视广州的军情部澳门主管余安福来一份紧急情报：在广州城外珠江口，以及东莞县南海上的尖沙头等处，正在开工造船，周围有官兵水师驻扎。
尖沙头就是后世的尖沙咀，本朝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就包括了后世的香港地区。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中华公司通过活动在珠江口的疍民，打探到官军正在制造新式战船；几名船匠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一批战船是根据西洋方式制造的，而且督工的官员名字叫袁进。
广州军情部的探子也报来消息，一直蜗居在广州巡抚衙门的袁进、李忠忽然失踪了，逃脱了中华公司的监视。
尹峰将这份情报递给了徐鸿基，徐鸿基看了一会，大惊小怪地叫道：“船主大人，这袁进一定是从西洋人这里学来了造炮舰的技术，广东官府应该正在打造一支新式舰队，就是您说的主要用火炮作战的炮舰。”
尹峰无奈地摊摊手：“看样子，朝廷是要真的动手了。我以前说要用四年时间来积蓄力量，现在才过了两年，如今我们不得不和朝廷刀兵相见了。”
在尹峰书房内的还有曾山和陈衷纪、中华军第一旅指挥官赵铁。
尹峰转向陈衷纪道：“你此去琉球，要迅集中琉球的驻防军队，等赵上校的主力部队到达后，准备好随时出击京衢重地。你去担任琉球主管，是因为你熟悉琉球的情况，这一次把琉球中山王弄回台湾后，就把中山国解决掉吧，这个国早就该亡了。”
陈衷纪和赵铁二人立正，以横左手与胸前的军礼敬礼后，退出了书房。
曾山待二人走开，话道：“峰兄，如今我中华军步兵不过四万人，水军不过三万，现在就和大明朝廷开战，兵力实在太少了点吧？”
徐鸿基摇头道：“不然，虽说朝廷在长江以南有几十万大军，但是这些军队不可能全部调过来对付我们，更主要的是：大明军队缺乏水军，没有水军就不能控制海路，不能控制海路，那么我们台湾、琉球、吕宋等地就不会面临直接的威胁。换句话说：我们有水军，可以在大明的沿海任一地方登陆作战，而朝廷官军只能被动防守。”
尹峰赞许地点点头：“没错，徐先生说得对；我们有制海权，所以在海上我们是有战略主动权的，战与不战、在何处战，都取决于我。但是，单纯的在海岸边动袭击，对朝廷而言也是无损皮毛的；嘉靖年间，王直等人袭击海岸屡屡得手，最后还是被官军打败，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深入内陆，打败官军的主力；而朝廷背靠广大的内地，恢复能力几乎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