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四，巳时初二刻，现代时上午九点二十分。
岳飞对鉴察和牵制制度和功能曾经有过深入思考。
那个曾经的时间当然要回溯到他穿越之前的学生时期，那时他在老妈的指导下研究宋史。
因为研究需要，他就对古今中外的鉴察牵制制度都作了调查和归类。并颇有心得。
通过那些活动，让他对这个领域理解甚深，他觉得吧,如果世界范围有排名，他拿第一小意思。
故此，他就有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跟大家一样的就不用提了，与众不同的就有好几点。
第一，这个鉴察和牵制制度根据不同的朝代，不同性质的权力结构,是可有可无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没有呢？就宋朝来说,就没有必要。
这主要是最高的皇帝层面来说，他就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存在，没有人能监督和牵制他。
即使有人劝谏甚至死谏。最后是否采纳也是皇帝自己说了算。
也就是说，哪都是表面文章，没有实质内容。
皇上觉得他需要听取民意了，他就采纳下面来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的采纳，很可能是他授意、大臣操作的结果。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变脸，别说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以欺君犯上的罪名杀你的头。
碰上倔脾气的皇上和倔脾气的大臣顶牛的情况，情况就很惨烈：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快？
在这种皇上有绝对权力可以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情况下，那种鉴察和牵制是没有用的。
只是摆个样子却没有实质的效用，却需要花费真金白银，是比较愚蠢的行为。
所以，在宋代，看似复杂完善的鉴察和牵制制度，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却没有效用。
这不仅仅是对皇帝没用,从设计上就不是针对皇上那个层面，而且也因为存在巨大的楼洞，使得其余底层系统，也名存实亡。
这也是宋代朝廷和大臣许多努力都是自相矛盾，形成对设计的功能自我阉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宋代设置了监察御史，这个职衔属于差派。
就是皇上根据需要临时派人去干，完事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首先这就是一个程序上的先天缺陷。
这个监察御史不是按照设计对付一类人某些事，而是根据皇上的旨意去调查某人干的某事。
可知某人某事都是皇帝临时起意，派人去处理的时候，皇上已经心中有数，如何处理那个人。
被派遣的人，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做事，而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
由此可知，哪怕那个监察御史公正廉明如同包黑子，他做的事情完全正确，也没有客观性。
因为客观性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是皇帝的满意。
而皇帝不是客观标准，只是他自己的偏好，尤其宋代昏君辈出的时候。
因为宋代把皇帝集权做到了极致，所有执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昏君的恶劣作用以及产生的恶劣效果特别明显,比如靖康之耻、杀害忠良。
宋代因为自我阉割导致的积贫积弱在几个重要方面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军事领导。
制度化的文官统领武将和军队只有宋代才存在，直到灭亡也没有根本改变，实在是笨到家了。
这实在是陈桥兵变带来的恶有恶报之一，因为赵匡胤拥兵自重谋国夺权，就直盯了祖训，不贵武将掌兵。
这个防范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极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将兵分离，也就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将兵互不相识，打仗之前才派将去领导那些陌生的兵马。
知道熙宁变法神宗皇帝亲政以后，才由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之一置将法有所改变，但是只是在中层将领方面将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军统帅层面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领兵、兵将分离、临时差派。
因为宋代的兵员基数的庞大，武官和文官系统一样，充斥冗官，即使极端浪费也还是留有相对强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农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还是能够胜任的。
可是一旦面临强敌理儒辽兵、金兵、西夏兵，就难以抵敌了。
其实，从兵力数量、技术装备、经济支持来说，宋朝都比他们强大多了。
宋代能够苟延残喘几百年，说实话，全都依赖于周遭的敌人不是太强大，他们也没有灭掉宋朝的心愿。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崛起于部落酋长，宋代的一个繁华城市比他们整个领地的财富还多。
一旦他们下决心要灭国，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难逃了。
这种积贫积弱的恶果，主要归因于宋代愚蠢的自我阉割国策，归因于宋代那些篡夺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赵普等一群目光短浅的君臣群体。
开国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视野方面一鳖不如一鳖，那些只会在别人解释过的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腐儒不思进取，他们穷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敌侵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