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适于明清，再早可追溯到宋代，那就太远了，咱们不说。
单说晚清的时候，相声开始兴盛，有张三禄，有穷不怕，穷不怕更被称作相声的祖师爷，当时号称天桥八大怪。
这些渊源诸位比我懂，我不班门弄斧，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在天桥这个地方，民间曲艺如此繁荣？”
“……”
甭管以前还是现在，凡是说相声的，多数都没念过什么书，除了一些个例。
他们接触到的知识，就是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都知道天桥火，但为什么火，谁也不能系统的说出来。
“清朝定都京城后，将旗人安置在内城，把原先的汉人和商贩都往外城赶。那这些商贩去哪儿了呢？
书上有说：‘利用天坛及先农坛根，不必纳地租，多来摆设浮摊，售卖杂货，渐成小市’。
天坛和先农坛这一片，这就是天桥的雏形。
而随着人口增加，外城的平民和商贩越来越多，小市慢慢成了大市，直到晚清民国，达到了黄金时期。
尤其是民国，政府改造城区，在这一片建了医院、商场、饭店等等，又拓宽道路，重新规划，把左右近邻的市场和庙会连成一片，当时这一片有十座庙。
有市场，有庙会，闲人多，闲钱多，那些撂地摊的、玩杂耍的、唱戏的自然就来了，号称五行八作、什样杂耍、百样吃食。”
姚远先来了一段民俗历史，然后才道：“所以您想想，从晚清到民国，直至解放初期，相声的受众都是这些平民百姓，闲杂人等。
曲艺人想赚钱，就得说观众爱听的。
那当时的老百姓爱听什么呢？”
咦？
姚远前面这一段，众人云里雾里，而问出这句话来，老郭琢磨出点滋味，道：“《卖布头》《拉洋片》？”
“诶，这是民间行当，很多老百姓有亲身经历。”姚远道。
“《开粥厂》《夸住宅》？”于谦也道。
“诶，表面刻画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实际上呢？它符合底层群众的意淫，幻想自己怎么富，幻想别人怎么富，这叫皇帝的金扁担。”姚远道。
哟！
在座的都来了点兴趣，从这角度分析有点意思啊！
说相声怎么分类，先从表演形式分，单口、对口、群口。
或者从活儿上分，有讲究贯口的，有唱的比较多的，有模仿比较多的。
要么就从来源上分，有评书改的，有笑话改的，有民间故事改的。
但从观众心理的角度，很少有人做这种分析。
“相声的受众是市井，创造者的素材恰恰也来自市井，自己亲身经历的、家长里短听过的、书上写的野史传闻、街头流传的笑话，甚至报纸上的新闻轶事，再经过艺术加工，最后变成了相声。
这样写出来的段子，没有隔阂感，老百姓熟悉，熟悉就喜欢听。因为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当时没人没说过黄段子吧？”
“哈哈哈！”
提这个都乐。
传统民俗曲艺，是涉黄的重灾区，因为老百姓爱听。比如大名鼎鼎的《探清水河》，那就是个黄曲儿：
“四更鼓儿忙，二人就上了牙床，上得那牙床宽，宽去我的衣裳，我两人，口对口就腮贴腮，六哥哥的舌尖儿，顶上了我的牙膛……”
现在这段都删掉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动不动就说《探清水河》歌颂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此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奴好比貂蝉思吕布，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
你们家用奸夫**歌颂爱情？
这就是给市井百姓逗乐的小黄曲儿，别整那么多扯淡的。
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所谓传统相声，都不知过了多少手了，能放出来的都是干净的。
姚远继续道：“再后来呢，到了人道洪流时期，旧相声不让说了，得说新相声，新相声什么内容？《英雄小八路》《水车问题》《登山英雄赞》，这叫歌颂型相声。
再到了改革开放，风气大开，思潮涌动，《虎口遐想》《小偷公司》《巧立名目》，这叫批判型相声。
但您看，甭管怎么折腾，这些成功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顺应时代发展！”
咝！
老郭激灵一下子，仿佛被姚远用一根金手指戳了下脑门。
还是那句话，郭德纲拼了命想挤进主流相声圈，人家不要他，才不得不窝在小剧场。等后来成名了，把话反过来说：“我当初号召相声要回归剧场……”
他这时候属于迷茫期，或者说，还没进入自己的创作状态。
德云社什么时候开始转运的？
是在2004年，当时有个出租车司机给广播电台打电话，说你们放的相声太老了，翻来覆去那么几段，我知道有个地方说新段子。
于是主持人就去了，给录了几段相声，在广播里放。
然后京城的一些媒体、文化人开始推荐，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再到06年春节，凤凰卫视给德云社弄了一期特别节目。
遂爆红。
而这几年，正是老郭创作能力最巅峰的时候。
提及德云社，往往都在嚷嚷个人，嚷嚷八卦，很少人关注一个基础问题，作品！
老郭是靠作品红的！
《西征梦》《我这一辈子》《我是黑涩会》等等等等，在听腻了传统相声，受够了电视相声的观众群心中，初听就一个字：
太特么有意思了！
可惜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