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范雨婷穿件睡衣，坐在沙发上，跷着一条腿。她头发蓬松，还有点纷乱，显然刚起床。不过看上去她精神还好，脸上没有倦意，白皙的面颊，十分光洁。她在抽烟，若有所思，又仿佛什么也没想，神情是平静的，安祥的，颇有点像那张西画《出浴的维纳斯》。
床边站着个男人，在穿衣服，这是一个臃肿的大块头，脸色白里带黑，两只眼袋明显，目光混浊。
男人边用北方口音问：
“你叫什么名字?”
“别问这个了，没必要。”她冷淡地回答。
自从有了几个稳定的男人后，她就不愿再有其他回头客了，从安全角度考虑，即使要找临时伴侣，最佳人选也是外地人，做完事情后，隔得天远地远，从此不打照面，干脆利落，不生事端，少了麻烦。
但是男人却心满意足地直言相告：
“我是想有名有姓地记住你。
范雨婷笑了一下，随口胡诌了一个名字。
男人穿好鞋，站起来，留恋地说：
“下次再来枫山，我还找你。”
范雨婷吐出一口烟，一抬手驱赶掉眼前的烟雾，断然说：
“你找不到我了。”
男人很认真地说：
“我认识路。”
“这不是我的房子，”她立即否定，“朋友借我用几天，再说，等我把机票钱一凑齐，也许下个月，我已经在澳大利亚了。”
跟陌生的男人，范雨婷都这么说。
但男人却很固执：
“万一你短时间走不了呢?万一我很快又来了呢?生意人，说不定的。给我个地址吧，手机号码更好。”
范雨婷只想他快走，想了想，随口报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电话号码，而男人却摸出一个本子，认真地记下。
突然他惊叫一声，看着手表大声说：
“哟，七点半了，八点半的火车!我走了。”
范雨婷正希望他快走，立刻起身相送，正要出门，这家伙又依依不舍地停下，摸出一张名片，很恭敬地递给她，诚恳地说：
“万一有机会到沈阳，也有个朋友。”
范雨婷点点头，接了名片。可门一关，这张烫了金的纸片就飘落在门边的铁皮撮箕里了，这只撮箕也不知接纳了多少张这样的名片。
今天是星期天，应该出去玩玩，她想，要么就跟几个老主顾打电话，看谁能陪她消闲。
要不就找黄诗人吧，但是他绝不是她的床上伙伴，甚至她还有些怕他，因为只要一触及到她行迹上的某些不轨，他就要鼻翼忽煽，深恶痛绝，但在一般时候，她在主观上却觉得他是她的一个很投机的朋友，或者是老师。
那是个清高、豪放、亲切、温和、满肚子学问的伟大诗人，他生活在芸芸众生中，似乎又跟生活隔着相当的距离，他愤世嫉俗，咒骂世风日下，知道物质和现世利益在当前生活里的重要，但又绝不甘心做物质世界的奴隶。
但她突然记起，黄诗人这段时间在写一首长诗，说要写一万多行，说是要展示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愚昧与文明的残酷大搏杀，他说要把自己关在斗室里，叫什么“闭关自守”，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才会走出来，哪怕蓬头垢面人不人鬼不鬼也在所不惜。
黄诗人还给她解释，说作家都是苦行僧，伟大的作家尤其如此，而他黄某人，就是属于“伟大”之列。她当时听得哈哈大笑，但一看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马上就把嘴巴死死闭紧，然后做出十分敬仰的样子，点头迎合。总之，那天以后，诗人果然就消失了，仔细算来，她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伟大的黄诗人了，想想还怪想他的。
汤工长那里她是不能打电话的，只能等他打电话来。再说，他去海南肯定不会这么快就回到枫山，不然她的手机肯定早响了。
那么，找侯经理，他大概没去哪儿，上个星期还和他在“枫园”过了一夜。这个老家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虽然每次都遭到她的拒绝，可每次仍然象个老歌手那样，痴心不改地演唱他的那道保留歌曲，他要她答应把她包下来，住进他那座别墅式的“枫园”里去。
可是。即使给她金山银山，她也不会往牢房里钻的。不过这老头子什么都肯依顺她，今天她想去东城最豪华的“华夏大世界”唱卡拉ok，只要他在家，她一声召唤他一定会丢下手头的一切立刻就来陪她。如果找不到老头子，她独自一个人也去。
但她要下午才出门，那么上午做什么呢?算了算了，睡觉，说不定晚上有个通宵要熬。
范雨婷一直睡到中午才醒，在床上懒了好一阵，才慢腾腾地爬起来，她总是这样，白天睡觉，晚上泡舞厅，泡包房，或者就领个男人回来过一夜。有时候，她下午就出门了，跳舞也行，唱卡拉ok、或者看录相片也行。
对于女人来说，她成长的环境使她看问题肤浅，缺少父母温爱的历史也让她少了正常女子应得的教诲和约束，她在西城的下里巴人圈子中成长，自小就没有高尚的人儿与她作伴。
她不想花费力气把眼光看得很远，那太累，只要现在这种生活方式过得顺当，那就照着这样往下过，何必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洞东西上动脑筋。她的个性与另一类女子不同，那类女子往往把一个简单的事情设想得复杂，而范雨婷不愿意钻牛角尖，她宁愿把一切复杂的事物化为简单。
复杂可以使人丰富，也可能使人渺小，但简单，却注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