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并没有贸然答应，也没有反对，而是沉声道：“说说你的第二策吧。”
林敬只能轻轻叹口气，道：“启禀父皇，儿臣的第二策征收矿商税，以矿商之税来充实国库！”
一听到太子的建议，这一下子连首辅周延儒也有些震惊，他连忙走出来道：“启禀陛下，臣以为征收矿税万万不可行，此乃万历恶政，绝不能重兴在圣朝当下。”
不光是周延儒，其他的大臣们也纷纷站了出来，纷纷反对林敬所说的重开矿税。
原因很简单，大明朝上上下下已经被万历年间的矿税给坑惨了，倒不是说矿税影响了这帮子官员们的利益，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万历年间的矿税就是一个纯粹的恶政，只是单纯肥了万历和那些太监们的腰包，但是造成的损失却相当恐怖。
实际上，明朝从一开始的时候，针对矿税并非一味反对，官员们在采矿问题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统一，而明朝所谓的两次封矿更多还是因为矿工起义造成，这跟万历年间大规模反对矿监税使完全是两码事。
从明初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就表达过反对开矿税的意思，当时有人向朱元璋建议在河南陕州重开银矿，用来充实国库，可是却被朱元璋狠狠批驳了一顿。
“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其中主要意思很简单，在朱元璋看来建议开矿的人纯粹是戕民之贼，认为官员们会接着这个机会，让百姓们加入到采矿这件事里面，等到银矿采光了以后，百姓们就没办法继续上缴银矿，而官员们为了贪功会故意隐瞒这件事，继续逼迫百姓们上供银矿，而朝廷即便想要体恤百姓，也会被蒙在鼓里。
除此之外，明朝官员们认为私自开矿的人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就是底层官吏聚集囚犯蛮夷开采，像这种事情多了就会导致这些人私立主事、行事、掌事并千百长名色，持兵放铳，啸聚山林，渐成耗叛。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明并非一个富银国，而且很多银资源还十分难以提炼，产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宋朝时产量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银课大约为四十万两（宋两一两四十克，宋代银课十取二），可是到了明朝以后，纵使银课上升到了十取三，可是峰值也才在永乐年间达到三十万两。
总而言之，采银获得的收益十分有良，“的一b理，搞不好就会出现大事，因此主流声音都是反对开矿。
不过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利益可图，因此也有人赞同。
“往者银场不开，诸坑首匠作纠合亡赖千百成群盗采，甚至相警杀，劫掠乡村，有司捕之橄肆拒，诛之不胜。及闻开银场，冀复旧役，始忻然退散....”
支持开矿的官员认为，开矿才能让那些无业游民有工作，则盗乱自息而利归国家，可谓一举两得。
不过那些都是因为开矿本身的问题，若是晚明可祝能够体系化制度化，于国应是大有稗益，可是在实际探中却根本不是一回事，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矿税，本
质上是对地方经济的一种盘剥，肆意压榨，掠夺民财。
当时神宗皇帝派遣内监陈增前往山东征收矿税，而当时山东矿产并不丰富，矿税名目实在难以设立，而陈增为了不空手回去，转过头来却开始收起了地方上的商税，严重扰乱了地方的行政和经济秩序，不少地方官员们表示反对。
对于神宗而言，他要的是钱，并不在乎钱到底是开矿得来的还是从商家手中得来的，所有弹劾陈增的官员们，自己反而倒了霉。
当时山县知县韦国贤、益都县知县吴宗尧遭陈增弹劾，先后被逮捕入京和下狱。山东巡抚尹应元上疏陈述陈增二十大罪，反倒落得个妄奏的罪名，被罚俸，而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后来几十年里甚至酿出了很多民乱，像复社的张溥就在其中搞出了一个五人墓碑记的群体事件来。
如今，矿税名义上在万历四十八年被废掉，可是留给朝廷众臣们心里的却是一个大大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此，听到林敬要重开矿税，连之前一直没有说话的周延儒也忍耐不住了，若是今日放开了矿税，只怕明天清流们弹劾他们的奏章就要堆满桌子了。
崇祯虽然想要钱，可是他也怕麻烦，当下摇头道：“矿税乃万历恶政，朕不取也。”
林敬沉吟道：“儿臣所言并非矿监税，亦非榷税，而是重新拟定征税方式，征收厘金税。”
“厘金税？”
众人顿时面面相觑，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不由得纷纷望向了林敬。
林敬轻声道：“儿臣以为，可在直隶、山东、江南以及运河、长江等水路要道设置厘金局，每百里一处，此为专门针对货物的商税，可按照货物种类分别实行不同的税率，其中关系到民生用品的货物，一两银子只取百分之一，也就是一厘钱的税收。”
“一厘钱似乎无济于事........太子殿下此举莫非还有其他深意不成？”
周延儒脸上微微一笑，他倒不是非要看到林敬倒霉，只是眼下他作为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