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断断续续地，前后费了将近十五年的功夫，自己感觉着对于古代的认识是比较明了了。
十五年前所得到的一个结论，西周是奴隶社会，经过种种方面的研讨，愈加感觉着是正确的。
有了这个结论，周、秦之际的一个学术高潮才能得到说明；而那个高潮期中的各家的立场和进展，也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
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
对于人体的解剖阐明了的现代，对于猿猴乃至比猿猴更低级的动物的解剖便容易完成。谁还能羡慕猿猴有长尾，而一定要把人体的尾骶骨设法延长？谁又会看到鸟类的盲肠大有效用，而反对在盲肠发炎时剪掉人体的虫样突起呢？
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等的努力，不外是想设法延长尾骶骨；反对科学的方法而提倡八卦五行的动向，更不外是把虫样突起认为人类的心脏罢了。
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并不嫌长尾猿的尾子太长而要把它缩短一点，也不因古代曾有图腾崇拜，而要把爬虫之类依旧当成神灵。
本来还想再写一两篇，如对于名家的批判，先秦儒家与民主气息之类，但因兴趣减衰，不愿再糜费时日了。
关于名家，王国维在年青的时候早说过这样的话：“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士多德自埃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这见解我认为是正确的。只是惠施的学说存留者无几，《庄子·天下篇》所载大一小一之说多少还有些学术价值，而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的公孙龙，则仅是一名帮闲而已。
关于儒家最难理论。事实上汉人分家的办法已经过于笼统，而后人言儒家尤集笼统之大成。粗略言之，所谓儒家之在秦前秦后已大有不同。秦以后的儒家是百家的总汇，在思想成分上不仅有儒有墨，有道有法，有阴阳，有形名，而且还有外来的释。总而称之曰儒，因统而归之于孔。实则lùn_gōng论罪，孔家店均不能专其成。
就是先秦儒家，也有系统上的进展和个人思想上的分歧。孔子和孟、荀不尽同，孟、荀亦各有特点或偏见，孔子门下所谓七十子之徒，他们的言论，更不能让仲尼来负责。但先秦邹鲁之士，既被总而称之为儒，彼辈功过亦统而归之于孔。孔子因而成了超人，也因而成了盗魁。这是断断乎不合逻辑的。
应该从分析着手，从发展着眼，各人的责任还之各人。这可算是对于古人的民主的待遇。
先秦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先秦诸子中究竟是比较民主的些。孔子的主张是奴隶解放的要求在意识上首先的反映。他虽然承继了前时代贵族所独占的文化遗产，但他把它推广到庶民阶层来了。他认识了教育的力量，他是注重启发民智的。这和道家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法家的燔诗书愚黔首的主张完全不同。
常见被人征引来指斥仲尼为非民主的两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仿佛他也是一位支持愚民政策者。这只坐在把可不可解为宜不宜去了。但可不可是有能不能的意义的，原意无疑是后者，前代注家也正解为能不能，所谓“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象这样本是事实问题，而被今人解成价值问题，这未免有点冤枉。
问题倒在百姓不能知，而孔子进一步所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以不能知为正好，还是在某种范围内要使大家能够知呢？孔子的态度，无疑也是后者。他不是说过“举善而教不能”吗？他不是说过“庶之，富之，教之”的次第吗？
又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本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在孔子毋宁是“刑须上大夫，礼须下庶人”的。然而近人的清算却把先行时代的旧债，堆在孔子身上去了。这也不能说是公允。
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价值倒逆的现象要发生是必然的趋势。前人之所贵者贱之，之所贱者贵之，也每每是合乎正鹄的。但感情容易跑到理智的前头，不经过严密的批判而轻易倒逆，便会陷入于公式主义的窠臼。在前是抑墨而扬儒，而今是抑儒而扬墨，而实则儒宜分别言之，墨则无可扬之理。在前是抑荀而扬孟，而今是抑孟而扬荀，而实则孟并未可厚非，荀亦不必尽是。
孟子最为近代人所诟病的是“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那个所谓“天下之通义”。在这几句上有“故曰”两个字，本来不是孟子的意见。《左传》（襄公九年）载知武子语：“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鲁语下》公父文伯母亦引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