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河街道紧邻学校，狭窄而又细长，大概只有三十步左右的宽度，长度却足足有一里路。街道两侧盖满了小民房，全都是小贩的商铺，每月的“一”“四”“七”日大家都会来赶集，所以这几天就被定为赶集日。
每逢赶集日，街道两旁的铺面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整条街道都被男女老少挤得水泄不通。不管他们是来买东西还是凑热闹，能逛一天也是件开心的事情。谭河街道是附近十里八乡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街道上有卖玩具的，有卖水果蔬菜的，有卖衣服的，也有卖各种杂货的，还有收购粮食的。
街道尽头的一条小巷子里面进去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牲畜市场，专门买卖牛羊猪鸡鸭等牲畜，都是活物，谭河街道没有屠宰场。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牲畜市场一次，买了一头小猪仔，带回去才两天那个小猪仔就开始拉稀不止，找兽医开了药还是不见好。最后没办法，父亲就带着那头小猪仔又去了谭河街道的牲畜市场，用它倒换了一个牛皮大鼓，那个鼓质量很好，用了很多年。
谭河街道对我来说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因为父亲带我来过很多次，而母亲很少带我来赶集。我上学之前就知道“赶集”的含义了，每次逢集，母亲和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去赶集的时候都不带我们，她把我们锁在家里，让我们在院子里玩。她知道如果带上我们，她就不能好好地闲逛，我们对一切新鲜好玩的东西都感兴趣，会缠着母亲让她给我们买玩具和好吃的，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天性。
而当时家里的经济实在太拮据，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买东西，甚至连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没有钱购买。母亲去赶集的时候，经常会背半袋子玉米或小麦到集市上卖，换点钱了再买其他东西。每次我们想跟着母亲去赶集，纠缠不休的时候她就会说:“你们就在家里等着吧，我去集市上给你们买一个‘耽搁娃’回来”。等她回来我们才知道所谓的“耽搁娃”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被“耽搁”了。长大一点就渐渐明白了生活多艰难，也就不会每次都死乞白赖要跟着母亲去赶集了。
学校大门在校园最东边一排的正中间，大门是两扇刷了银白色乳胶漆的铁栏杆。两扇大门上面各开了一扇小门，平时大家都走小门，只有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大门才会打开。校门口出来就是繁华的谭河街道，门口正对太阳升起的东方，背靠神秘的野狐屲。校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商店，正对街口的是商店的正门。
两个商店的老板都是学校的民用老师，是学校花了极低的工资请来的代课老师，非正式编制的临时工，他们的工资大概不到正式编制的三分之一。进校门右手边商店的那个老师叫鲍鹏程，个头瘦小，说话慢吞吞的，声音有点沙哑，做事不紧不慢，脾气不急不躁。而他妻子又胖又高，脾气暴躁，和鲍鹏程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去商店买东西经常会看到鲍鹏程万被他老婆骂得一声不吭。
进校门左手边那个商店的老师叫李治学，他身材高大魁梧，脾气温和，说话稍微带点结巴但语言表达准确。他妻子脾气温柔，性格开朗，处事圆滑，对每个顾客都有礼有节。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她家商店买东西。
每到赶集日，这两个老师都会到自己的商店去帮忙卖货，如果这一天有自己的课程，他们会和其他老师换一下上课时间。这两个老师虽然分属同行，但毕竟是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俩平时在学校很少说话，在生意上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学校不大，大概占地五十亩，南北狭长分布，坐落于野狐屲底下的是一排整齐的教师宿舍，宿舍北边不远处是公共厕所，宿舍南边是水房和小食堂。水房的正东面，也就是整个学校的最南面一排也是教师宿舍。这一排宿舍紧邻乡政府大院，我们的教师宿舍和乡政府大院共用一堵后背墙。
小食堂是老师吃饭的地方，其实也就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单间平房。因为教师不多，大概三十人左右，很多老师打了饭就去自己宿舍吃了。小食堂开了一学期就关闭了，可能是成本太高经营不下去，大多数老师都在宿舍自己做饭，很少去食堂吃。宿舍下面就是校园，校园里面盖了四座大房子作为三个年级的的教室，每一座房子被分割成了三个小教室，一个教室里面大概可以容纳七十人左右。
学校大门和西面的教师宿舍之间隔着一块小花园，花园里面种满了松树和柏树。其中一棵松树已经有几十年树龄，树身高大，枝叶茂盛，树干粗壮挺直，显得有点沧桑古朴，很多学生都在这棵松树底下读书。松树后面不远处就是升旗台，旗杆在一个水泥砌的高台子上面，台子上面有两根细长的钢管旗杆，一杆升国旗，一杆升校旗，旗杆是学校的地标。
旗杆在小广场的最中心，广场两边各有两座教室，教室和广场边缘接壤的地方种满了柳树，每年三月，红墙灰瓦的教室加上绿意嫣然的柳树，让整个校园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柳絮飘飞，撒满校园的各个角落，也落在那些在柳树下面读书的学子头上。
学校最北边是一块很大的土操场，操场里面有两个篮球场，三个乒乓球台，两个羽毛球场。每个篮球场里面栽了两个篮球架子，篮球架是粗壮的钢管，篮板是笨拙的柳木板。乒乓球台的支柱是小红砖，上面是水泥抹平的台面。羽毛球场两边各栽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