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九点多钟，我们四个人在外面吃了早餐回来，走到大堂的时候，正遇到几个公安人员在严格检查，我们自然被列入了严查范围。
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出示了工作证、工厂介绍信、名片、火车票等一切可以证明的证明，又被严格盘查一番，然后才让我们回房休息。
我当时以为是例行检查，也就没在意。
中午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十人团成员前来聚餐，大家一交流才知道，每个宾馆和旅馆都受到了同样严格的检查。
根据大家的反应，大概可归为一下三点：其一，这次严格的检查是之前没有过的；其二，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宾馆，对于旅馆旅客的检查比较随便；其三，检查人员多次问及十人团的话题和关于记者的问题。
由此我分析，我们昨天下午成立十人团的事情被泄密了。
因此，我建议十人团临时召开第三次会议，专门讨论下一步的保密工作。
大家反应，关于十人团的消息应该是走露了风声，就连我们给《人民日报》写反映信的事也没能够保密，私下里有不少人在传，而且还传得神乎其神，好像《人民日报》的暗访记者就已经在垣长县境内进行秘密采访活动了。
关于《人民日报》记者在县境内暗访的说法，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传扬甚广。甚至有传说，说《人民日报》很快就要针对垣长县的情况发表记者的批评文章了，垣长县委、县政府很快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分析认为，这些说法的真正起源就是我们十人团同意的由我执笔写给《人民日报》的那份读者来信，被传言者以讹传讹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分析，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说：“好在事物的发展都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当地的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得知了我们这些追债者成立了十人团领导小组后，肯定是要给与强烈干预的。”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人提出问题。
我说：“他们的目的也是不愿意事情闹大，主要就是对我们进行了解和瓦解，我们可以认为这都是善意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利以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一点，从他们今天上午突然的严格检查就能得到验证，也就是说，他们今天上午的检查其实只是在摸底，而且还会一直摸下去。另一方面说明，他们是非常害怕我们这些外来人团结起来的。”
我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件事对我们的不利影响是，公安机关接下来肯定会时不时派人前往各个宾馆打探信息，当然，他们只会把目光首先盯在高级宾馆，其次是中低档宾馆，对普通旅馆基本上是不怎么在意的。原因是，在他们看来，《人民日报》记者肯定是要住好一点的宾馆，基本没可能住小旅馆。
最后我分析说：“这件事对我们的有利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他们怀疑有《人民日报》记者在此暗访，他们还是得处处小心的，虽然他们是地头蛇，在本地区时不时都可以做主，但他们毕竟还端的是政府的饭碗，对《人民日报》应该还是心存忌惮的。因此，我们就沾了《人民日报》的光，大家的日常活动还是基本自由的。再有就是，由于公安人员频繁出入各宾馆、旅馆，本地的小混混小流氓也轻易不敢前来骚扰了，大家的安全问题反而多了一层无形的保障嘛。”
大家都觉得我分析的很实际很到位。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游行集会的具体地点和时间暂时仅限于团长和副团长知道，其余人员均不应过问，等到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才正式通知大家。
枪打出头鸟，这话一点不假！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和歩科长、欧阳霓虹、田小姐正在聊天，四个公安人员直接敲开了我们的房门，进门就问谁是记者。
我们回答说，这里没有记者，我们是来自广东的业务代表。
公安逐一查看了我们的相关证件，然后问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十人团？知不知道谁是团长？
很显然，他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十人团的信息。
歩科长很聪明，故作惊讶地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更大的官就没有了。”
欧阳霓虹说：“我们两个是兵，我是业务主管，她是科长助理。我们这里没有军人，都是老百姓，哪里懂得什么团长、连长的呢！”
田小姐说：“是呀，老百姓哪里懂得部队的事情呀？团长？是什么级别？是董事长？厂长？还是总经理？经理？我们不懂呀。”
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官，不等于人家垣长县就没有大官，说不定附近有驻军，那里肯定就有团长呢。”
田小姐说：“那，团长相当于我们厂的啥官呀？”
我说：“团长，应该相当于我们厂的厂长吧？”
田小姐故作吃惊地说：“我的妈呀，厂长？这么大的官呀？可把我吓坏了呢！”
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挺斯文的公安说：“附近确实有驻军，但我们今天不找部队的团长，只想找你们这些要账人的团长。”
我说：“我们的歩科长就是我们这次前来的最大官儿，是我们四个人团队的团队长。”
戴眼镜的公安说：“我们不是找你们的团队长，是找你们这些讨债人的团长。”
欧阳霓虹说：“啥团长团队长的，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呀，歩科长，歩科长就是团队长，就是团长，你们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