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下众人陷入沉思。果然，这步棋下对了。
当你面临困境时，不妨推给同事一个更大的困境抉择，强行绑定彼此的命运。很明显，赵从简就是这样考虑的。到目前为止的议事过程，他都完美展现了一位主公应有的凝聚力与大局观，这当然是因为灵魂属于现代单身男青年的缘故，能够在基层尤其是逆境中保持长期冷静的伺机等待，自然会被迫锤炼出尽力团结众人的倾向，借以谋求‘个人利益’。
历史上，自从太原郡失守，北边边境的胡人领地便与太行山以东、被赵国占据的黄河以北的平原部分通过代郡与雁门郡地区的太行诸径勉强连接。同一国中拥有两种及更多明显不同生产组织形式的文明，这种情况，后世只有清朝解决且近乎以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最完美方案解决；要论保持多族裔长期和谐共处，即使西周也并非完美典范；唯独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行为，或许得益于战国时代频繁的对外战争不断捶打、限制和解决内部隐患的缘故，如此才成功凝聚起国家的团结统一，但这套或冠名以‘国不可一日无事’的国政策略，能维持一个世纪高效运行，本身已属相当成功的典范——要知道在古代，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对外战争的长期侵扰。
从侧面看待问题，这项‘优点’与赵国始终没有实行完整的国政改革原因相辅相成：胡化则尚武之风大行，在全社会推行先军理念，军人色彩浓重的政府内部裙带关系又会突出表现以宗室子弟‘世代出将入相’的形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层面则由兵家系统性占据，唯独阴阳家型对外交有益的人才能顺带吃些残羹剩饭，纵横家则偶尔由国外补充食用些汤汤水水；其余盛产出的自然只有吕不韦这种不甘务农受盘剥、投机客式的、且经常流出国外泄密发迹的杂家实用型非理论专长的人才；农业生产区的民间社会，理所当然会滋生出因频繁冲突而意外丧失家庭男丁成员及钱粮亏乏的反战思潮，尤其是有一定话语权和思辨能力的中产富户追随墨家成为其弟子，并在‘兼爱非攻’的口号下形成无条件服从钜子、不能体现组织内部议事平等作风的自我矛盾要求，这种反专擅反统一的‘外观混乱’学说根本不能被庙堂之人利用接纳；至于不善经营的权贵，自然被起家于军事工业领域的手工业与矿业精明商人攀附，前者包庇纵容后者形成垄断经营的商业巨头，后者又持续将触手延伸至以商品货物流通为基础、沟通起的各大非农牧生产行业，类似郭氏家族在赵国专营繁荣几个世纪的故事决然不在少数，而且是富家豪门的标准发展样板。
一直到大商人家族内部培养出郭开这样以卖国求荣、保全家族产业经营利益为念的奸相，不惜与本国专擅力量决裂、暗中划分界限，进而阻碍在越来越尖锐的社会贫富分化矛盾之下王权必然要求反‘托拉斯式经营’的经济改革需求，勾结以墨家为代表的各类游说人才，明目张胆地组建大大小小的各生产行业社会力量团体、进行覆国行动、间接保全自身利益——而像嬴政这样雄才大略的明君，一时间根本不会在意在缴纳正税之外能有效协助自身统治秩序施行的关东‘六国故地’新占领区的巨商大贾存在。这也是巴清夫人和乌氏倮能在关西秦国非农业区国土上，长期保持背离秦法制思想而能坐拥滔天富贵权势的客观理由——不仅间接补充着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运行缺漏死角，还能随时为王室提供物质财富的快速征购需求维持国用或奢享。
至于以廉颇为代表、因兵家身份能公然消耗社会财富的大小将校尉官，自然会称赞赵国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以能统帅步、骑、车、舟师的全兵种丰富搭配部队为荣——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客观‘昌盛’的外战频率便于实现自身抱负的地方了，那句在下野后客居魏国大梁城时的名言：“我想统帅的是赵国的士卒啊！”自然建立在普通民众长期苦难行军基础上的名将真实心声——愈是百姓困苦的时代，敌国欺凌越会猖獗，良将猛士也愈加被需要，而为筹措备战物资和人力资源，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会随着战争胜败愈加大起大落，从而陷入被‘好战分子绑架的死循环’，邯郸时期的赵国灭亡就这样成为必然！
对比法制强秦，依据山河之险，后者不仅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处在细密严苛但绝不动摇基本口粮供应的有底线式极限掠夺，又能相对自由地把控对外战争的频率与烈度，赵国与其兄弟国家嬴秦相差未免太多。
赵从简沉思良久，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缓缓地对无言中的众人低吟到：“彼时我等享有平原，沃野千里，随时可以敛财赐地封赏胡夏兵校、保障边地的生活物资需要，可现在太行山下土地尽失，无可搜刮，边郡的人心如何得以凝聚？又拿什么来保证戎狄之人继续效力呢？”他刻意停顿，望着堂下并无人有言可说，继续说到“故此，寡人不肖，特请宗室子弟出使林胡、娄烦、雁门、云中、九原等‘北边二胡三郡之地’，监督当地郡县官吏万民，矢志推行国策，安定边疆，与我赵人同休戚！”
话音刚落，门外便闪现出四人，最后者甚至因为步伐过大，差点将其余来者一应推倒。众人无暇回话，望向门外，有些大臣看到地方外官如此丑态，甚至发出冷笑哼唱——正是之前被刻意轻视的代郡守尉丞被快速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