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光三年的正科殿试，在四月风和日丽的时节，于太和殿进行了。
这一次殿试共有二百六十八名贡士参加，皇帝亲自出题，亲自带着一众大学士们阅卷，比起去年春天那一回的恩科会试还要更上心些。
今年是他正式登基的第三年，朝中已经增加了不少他属意的官员，一些老迈多病、尸位素餐、心思不正的官员已经被他先后用不同的理由挤出了朝廷。但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更多的只忠心于他的人手，他要完全掌控整个朝廷，整个国家，他需要更多忠诚优秀的新进士。接连两年的恩科及正科会试、殿试，就是他收罗人材的最佳时机。
就连殿试的题目，他也非常用心，从古书里挑了两句先贤名言，主题就是两个字：“忠君”。什么叫忠君？该如何忠君？不忠君的人是如何表现的？会有什么下场？周围的人应该怎样应对不忠君的人？
皇帝的本意也很清楚，接连两次逆乱，连皇帝自个儿都差点丢了性命，他当然会对心怀谋逆之人深恶痛绝了。他这是要收拢天下士子之心，让那些附逆不忠的臣属与世家失去民心，从此沦落为丧家之犬，让天下臣民都忠心为君，再也不会有人生出谋逆之心来。
皇帝的想法很正常，知道这个题目后的大学士与朝廷重臣们也非常了解明白，就连太和殿内的贡士们，看到题目后，也大部分都明白了皇帝的想法，知道该如何写这篇文章了。
可谁也保不准，这世上总是有人会出人意料的。
两场谋逆都早已事过境迁了，而且因为主要发生在京城与江南两地，其他地区的人只是听闻，并没有亲身经历，感受就不是很深。朝廷又没有公开对全天下的人说哪里的贵族、官员或是什么家族附逆需要被审判，皇帝刚上位的时候为了稳定大局还说了只处置首恶。不追究其余人等的话，所以在京城以外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已经不把这两场谋逆当一回事了。颖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想要谋反但又失败了的炮灰而已。
这些地区出身的贡士们。上京后在读书人圈子里混过，又去了明知书馆，看到皇帝所出的题目，第一反应就是：忠君，就是忠于朝廷。不事二君，尽忠职守，爱民如子。再进一步发散思维时，没往皇帝想要的“不事二君”的方向走——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提过就行了，重点是另外三条“忠于朝廷”、“尽忠职守”、“爱民如子”。
简单来说，就是官员该如何尽自己的本份，为君王分忧，治理地方，造福百姓。这其中自然免不了要提到清正廉洁，最近的堤坝案便成了极好的例子。贪污**。弄虚作假，既对不起朝廷，也害了百姓，最后自己和家族也没落得好结果，这就是“不忠君”的下场了。所以为官者要忠君，就要廉洁，要爱民，要尽责……否则就是上对不住君王朝廷，下对不住家族亲人，还对不住天。对不住地，简直就是世间的罪人……
皇帝带着重臣们阅卷的时候，心情还真有些复杂。二百六十八名贡士，倒有四五十个是这么写的。哪怕用辞各不相同，表达的意思却非常相近，而且大部分人都拿了堤坝案来做例子。皇帝当然也很重视堤坝案，只是他的重点跟这些贡士们不太一样。贡士们关注的是贪官理应受罚，廉洁是官员的本份，可皇帝更重视那些被抓起来的犯人的口供。想从他们嘴里知道曾经依附过颖王的人，到底还有谁。
皇帝抱着这样的想法，才会迟迟没有给堤坝案结案，所有犯人都还在牢里，除去中途死了的人，没有人被判决。外界不明真相，已经有许多议论了，大理寺、刑部以及所有参与审案的人员都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可是皇帝还没满意呢，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而那些迟迟不肯开口的犯人还很嘴紧，他们虽然未必受得住大刑，可是他们身后还有家族，为了护住全族上下，他们必须要闭紧了嘴巴。
因为贪腐渎职而被处死，跟被卷进谋逆大案里头，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只会罪及本人，顶多是家眷受连累，但若有亲友族人援手，日子还能过得；后者却是全族一起倒霉，那就真真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也曾有人想过，如果能跟皇帝做个交易，换取自家活命，也不是不行，自己也能少受些苦楚。可是皇帝曾经许诺过不追究附逆之人，如今却要赶尽杀绝，他们能冒险去相信他吗？局面就这么僵持住了。
皇帝心里正烦躁呢，忽然发现今科贡士们的殿试文章里，居然有那么多人提到堤坝案，他心里那根敏感的神经就发作了，担心这里头会不会有颖王余孽的手脚，故意借贡士们来试探他？他派了人去打探，没想到探子们回报，说有那么多的贡士关注堤坝案，是因为明知书馆里挂着两幅南汇港的画，书馆里的人也经常在议论堤坝案。
以明知书馆如今在京城的名声与地位，本地的读书人常去就不必提了，外地来的读书人到了京中也肯定要去看一看的。无论是自己借阅书本，还是跟其他读书人交流，都是常事，期间难免要提到这个热门话题，况且那两幅《南汇繁华图》与《南汇灾后图》，也令看过的人印象深刻。贡士们会在应试文章中提起堤坝案，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
皇帝一听是这个原因，就知道自己是想多了。别家还罢了，明知书馆之主建南侯府却是绝不可能跟颖王逆党有勾结的。没有赵家祖孙，他连性命都未必保得住，更别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