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图尔内斯特大教堂广场不远处，有一条潮湿阴暗的小巷，这条小巷非常狭窄，当驴子的背上驮着装得满满的两个筐子的时候，赶驴子的人必须非常小心，才能避免驴子被小巷两边的墙卡住这等悲剧的发生。
这条小巷带给赶驴人的麻烦还不止这些。
现在，图尔内斯特城的教堂广场和热闹的商业大街都已经铺上了石板和鹅卵石，但是这条小巷恐怕再过五十年也还是这副德性——被来往的行人和牲口踩得坑坑洼洼的泥路，遍布前一天下雨留下的水潭。幸而负责赶驴的小伙子不是什么上等人，更没有什么娇贵的洁癖，他对不得不一脚踩进水潭或是赤露的腿上被驴子的脚步溅上几个新鲜的泥点倒数安之若素。
因为狭窄，整条小巷可说是终年不见天日，两边的墙有的是木板，有的是石块垒成，显示了其主人的富裕程度不同。但是不管他们的后墙是何等材质，在许多年后的现在，都生满了青苔，靠近地面的地方，每道裂缝里都长满了野草，有几处还开着野花，逗引得那头驴子总要设法歪头去啃上一口，这时候，赶驴的人就凶狠地用鞭子和咒骂让驴子继续前进。
他们——赶驴人和驴子——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赭红色的后墙显示了主人非同一般的阔绰，在这堵墙的中央是一扇不起眼的褪色小门。
“吁，吁。”赶驴人将驴子喝停，上前去用拳头打门。
他来这里，原是约好的，所以不大会儿，门就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围裙的厨娘打扮的女人和他寒暄了两句，将他和驮着货物的驴子带进门里。
然后，厨娘就上楼去呼唤女主人来检查一下佃户送来的蔬菜、水果、黄油、奶酪、鸡蛋和柴火等物是否符合当初说定的数目。
女主人没有下楼来做检查。她非常信任这个厨娘，因为她已经替他们家整整工作了三十年，是一个最为正派不过的仆人，她从来不像其他人家的厨娘那样。一有机会就偷吃主人的食物，也从来不往主人的葡萄酒里掺水以便把多出来的葡萄酒卖给小贩换两个零花钱。交给她的食物和香料从来不曾短少，每个来访的客人都不会抱怨食物分量不足，或是酒的滋味太淡。
因此，女主人信任这个厨娘，就像信任自己的右手。
而这个厨娘也从来没有辜负过自己主人的信任，只要她经管厨房一天，再伶俐的小厮也休想从她那里揩油。
“你看就可以了。”女主人这样说道。
听到吩咐的厨娘回到厨房，和佃户小伙子一样样点检了筐子里倾倒出来的货物的数目，她点的又仔细又认真。一点也没有因为女主人不在而松懈，或是讲什么情面。
她的确是个再正派不过的仆人。
点数完毕后，小伙子从筐子底下拿出了一大包东西，交给了厨娘，而厨娘也交给他一大包东西。两个人心有默契地交换之后，小伙子数了几个小银币放到了厨娘手里。
然后，两人道了别，小伙子赶着驴子离开了宅邸。
送走小伙子后，厨娘开始了她的私活——她从小伙子送来的鹅毛中检出光滑齐整的，切削过后，把羽毛窄的一侧撕掉。然后将羽毛梗在磨石上打磨两次，再用剪刀把羽毛梗剪窄。
她悠然自得地不紧不慢地做着，速度并不快，其实，这私活的报酬非常微薄，就是她的速度非常快。靠这项工作的收入也养活不了自己。
但是，她并不需要靠这项工作来养活自己。
这就是家庭手工业胜过工场手工业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廉价成本。
一个手工工场的老板再怎样凶狠刻薄，总不能把他的工人们给饿死，他给的工资或许少于一天三顿，但是一天他总得让他的工人吃上一顿饭。否则他的工人们要怎样活下去呢？
而家庭手工业不同。
家庭妇女的报酬可以微薄到不够她吃一顿饭，她也不必由老板提供她的住处——她依靠她的丈夫得到吃住，工作都在家里，替老板干活就是挣两个灯油钱。
在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兴起的意大利，大包买商人就是将他所收买的羊毛分派到各家，让那些家庭妇女利用闲暇时间把羊毛纺好，再送交工场，由工场工人将毛线织成挂毯等物。名著《十日谈》中，就有以这种生产方式为背景
的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一个负责送羊毛到各家的小伙子，爱上了替他老板纺羊毛的一个姑娘。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这种极其廉价的，又不用计算劳动时间和顾忌劳动法（跟网文作者一样，零工可不会缴什么社保，也没有国定假日三倍工资）的劳动方式还广泛地存在——童工是违法的，但是小孩子放学后在妈妈身边帮忙干活儿比如粘贴水钻、编中国结……既不违法，又被认为是勤劳的象征。
而且这种劳动方式似乎比工场劳动更加温情，在这种劳动里服役的童工可能一样挨打，但是被妈妈打和被工头打是两回事，妇女们也不必丢开家务和孩子，奔波在工场与家之间。
在这个没有计划生育，每个妇女又托大魔王的卫生保健之福都有一大群孩子的时代，这种分包的家庭劳动显然优势很足。
不过，大魔王在实施家庭分包制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童工的问题。
当她发现的时候——当她看到一个母亲端坐在那里，一只脚踩着改进的脚踏式纺车，一只脚踩着摇篮，手里忙着切削羽毛，她最大的孩子在旁边剪羽毛，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