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了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们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要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地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这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中，进行着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象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正在忙于与汪精卫一起处理孙科辞职一事，以及瓜分南京全力之际，上海滩日本人挑起冲突给了他当头一棍，虽然早已料到日本人会在上海会在上海发动攻势，但是对蒋介石来说，现在真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这一切，都打乱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商定的夺权步骤。因为从名义上讲，他现在还是一介平民，除了党内的权力，政府这方面他是什么职务都没有的。
“拖”字诀就成了他心中的首选，军事上的布局还未完成，政治上的准备也需要加快了。
另一面他急电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等人避免与日军冲突，并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专程到上海处理此事。
到了上海何应钦请蔡廷锴到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公馆相见。一个是统管全国军队的军政部长，一个是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这两人相约，蔡廷锴一个小字辈怎敢不去。
到了公馆，真是谈笑风生，何部长言笑晏晏，把蔡廷锴引荐给张静江。不过场面话一过，正题就出来了。何应钦说，日本人要你的19路军后撤30公里，政府本来是应该拒绝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忍辱负重，请你把军队后撤，重新布防。消你遵照中央意旨。
蔡廷锴虽然是军人，但这么多年打拼下来，政治上也不是白丁了。调兵撤防这么大的事，不通过电令，也不在军政机关讨论。而是跑到一个私宅聊，也没个手续。为什么这么干？暗箱操作啊。
这种时候，在日本人的威胁面前却要退兵避让，谁下令谁挨骂。何况，陈铭枢此时可是孙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这么大的事情，作为十九路军的领袖，不可能不跟他透个信。
何应钦的意思很明白，政府不下明令，你们自己悄悄调防，省得政府再被别人骂，你们给中央背一回黑锅，以后当然也不会亏待你们。
蔡廷锴回答说，19路军驻地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又不接近日军，要撤退，没理由。当然，如果军政部正式下达命令，十九路军坚决服从。
蔡廷锴的态度，让何应钦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又闲谈了个把小时，何应钦只好空手而归。“中央”命令19路军撤防的命令倒是很快下达。
蒋光鼎和蔡廷锴看到命令，一下子就傻眼了。
虽然“中央”把撤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在日本人的挑衅前屈辱撤退，必然被国人唾骂，十九路军的威名就此断送在他们手里了。而且，这回又得罪了何应钦，逼得军政部明令撤退，这叫做敬酒不吃，最后还是吃了罚酒。
可是，私下的关照可以拒绝，军政部的军令却不能公然违抗。电令中说将派宪兵到上海接防，蒋光鼐、蔡廷锴也只能一面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交防撤退，一面积极联系陈铭枢。
局势变化太快，没过一天，中政会议决定由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同时上海市政府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
就在当天陈铭枢从南京派遣亲信带来备战密令：若二十九日前无意外发生，则按照军政部命令准备换防，再次之前，一律以最高态势保持戒备。
也在这一天，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时间到了1月28日下午2时，上海市政府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
而在同一时间，蒋介石、汪精卫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
当晚9时，身为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主持临时中政会，决议：照准孙科辞职，推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接任外长。
会议结束前，叶楚伧表示：“照规例讲，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来选任。至各部部长则由政治会议来决定。所以现在应同时开一次中央常务会议，来做个决议，以示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