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杨广爱面子的脾气真的和后世大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很像，其实他们都知道有些事情到了最后关头是不得不做的。但是又扯不下面子不顾天子威严去做。就像崇祯难道最后不想迁都南京么？其实也想，可惜他需要一个“奸臣”先提出来，然后他崇祯扭扭捏捏半推半就才答应。等跑成功了之后，再把这个“奸臣”杀了背黑锅。把抛弃北京的罪名都堆过去。只可惜十七年里五十相的换人频率已经把忠义之士杀光了，剩下的都是明哲保身之徒，都是“个个皆可杀”的墙头草，所以崇祯最后找不到自甘背黑锅的人来顶罪，只好带着皇帝的尊严吊死的歪脖子树上。
杨广算是运气的，历史上的杨广手下几任内史省的一把手，头一位的萧瑀便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典范，为了杨广的安危。宁可自己扮演背黑锅的角色，让杨广既保全了面子，又保证了安全，而萧瑀在这个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丝毫不计个人得失。然而可惜的是杨广把萧瑀贬官软禁之后，接班的虞世基没萧瑀那么大的骨气，小事情上事急从权从多了，最后大事情上也含糊了，历史上最终没能阻挠宇文化及的步步坐大，最后君臣一同受戮。
当然这倒不能说虞世基这人就真是和珅那种坏透了的奸臣。其实虞世基也是想着“既然天子已经不可劝谏，力谏枉死也无益，不如保留有用之身。能挽回一点小事儿便挽回一点，但尽本心而已”。这一点上，不如说虞世基和冯道有些相似，知道君主不可谏，那就自己少做一点坏事，能救一个算一个，前提是不把自己搭进去。而且和萧瑀相比，萧瑀好歹是杨广的小舅子，在自个儿姐夫面前再是犯言直谏。姐夫也不可能真杀了他；而虞世基和皇帝之间可没什么亲戚关系，所以没那么大胆子也是正常现象。
可惜。因为萧铣带来的蝴蝶效应，八叔萧瑀这个黑锅王已经在大隋灭高句丽的时候用掉了。现在人家已经是个在家当寓公的待业中年了，而原本历史上，雁门之围中正是要萧瑀来当这个黑锅王的，所以现在只能临时换一个。
萧铣在给裴矩的密函里头，建议裴矩劝说虞世基雄起一把，扛下这个黑锅，还给了许多许诺，诸如将来事情平息之后，他萧铣只要有机会，定然不会亏负了虞世基，为他求取更多荣华富贵云云。然而裴矩却知道，虞世基不是那么容易劝动的，萧铣如今还没有资格开那么大空头支票让人相信。而他裴矩自己又不能搭进去，毕竟他裴矩是要作为此次外交使节使用的。
说不得，这事儿裴矩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再梳理一下，帮萧铣把方略的具体人选完善一下——其实裴矩心中已经在想，萧铣这封密函是几个月前写的，终究有些不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若是眼下再让萧铣确定黑锅王的人选，说不定都不会选虞世基了，只是萧铣如今就算改了主意，也没机会把信送进雁门城来而已。
思之再三，裴矩灵光一闪，决定去找虞世南。
虞世南如今不过官居起居舍人，属于内史省管辖，也就是说在他亲哥哥内史侍郎虞世基手下做事。除了起居舍人之外，虞世南还挂着文林馆学士、秘书郎的头衔，不过那些都只是宫廷文学官员常见的头衔，算不得什么。
起居舍人这个官职，正是杨广登基之后创设的，如今职权还不完善，若是和后世的官职相比，大致上就是一个掌管给皇帝写起居注、将来皇帝驾崩之后要负责写《某某皇帝实录》史书的文官，也就是记载皇帝言行的史官，虽然官不大，却是可以充分接近皇帝的近臣。
而虞世南除了官职本身之外，还有两重便利之处，第一便是虞世基、虞世南兄弟都是越州（绍兴）余姚人，是原本南陈高官后裔，开皇九年南陈亡国之后，虞世基虞世南兄弟就成了杨广的藩邸旧臣。第二，便是虞世南当年曾经和萧瑀一起，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就担任过给已故的元德太子杨昭授业的老师，后来杨广登基后，萧瑀直接飞黄腾达，而虞世基却还担任太子师数年。直到元德太子杨昭病故之后，元德太子的长子、燕王杨倓长到启蒙的年纪时，虞世南还跟着给杨倓授业教书，兼做这事儿有两三年之多。
换句话说，虞世南可是太子和“太孙”两代的恩师，和皇家自然亲近，他要是肯背黑锅，一来肯定有机会，二来将来要拿他开刀堵天下人之口的时候，分量也勉强足够——毕竟那些特殊身份都是可以作为官位不够高时的附加筹码的。第三么，便是虞世南还可以通过随驾的燕王的引见来获得劝谏的机会。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虞世南这个人或许是因为没有背负什么家族责任，所以做事儿比较讲原则，比他哥哥虞世基那种畏首畏尾明哲保身的做派要刚烈得多。只要是为了国家好，他还是比较容易出头的。
其实这一点上，裴矩还仅仅是揣测，萧铣若是能够此时此刻身处于此的话，也会对裴矩的见解深以为然的——萧铣可是两世为人的，深知隋唐名人的秉性，虞世南若是苟且畏惧的小人的话，后世《全唐诗》又怎会把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收录在全书第一首呢？
觉得自个儿把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