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受时代所左右。
1620年，这一年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这一年死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明神宋宗即万历皇帝，一个是明光宗朱常洛，他吃下两粒红药丸后暴毙身亡。
两位皇帝的死并没有引起举国悲伤，至少郑芝龙没有。
这一年，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跟随舅父黄程，从老家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赶往澳门。从南安到澳门，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让他大开眼界，充满好奇与兴奋。离家越远，家乡的小镇在他脑海中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模糊，一种陌生感涌上心头。
郑芝龙的早年生活并没有多少可以圈点之处，他出生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中国人一样，郑芝龙的父亲希望自己的长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能静下心来研读儒家的经典，有朝一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府部门中谋取官职，光耀自己的祖先。
平稳和上进，可以说是郑芝龙的父亲对他一生的期望。
但是，时代和经济形势让这位父亲连这样小小的愿望都不能达成，随着郑芝龙的三个弟弟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的出生，家庭的支出也越来越大，郑家的家境每况愈下，父亲不时为这种贫困的生活哀声叹气。
郑芝龙就在这种环境下走过了他的童年，家境的贫困让他过早地了解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让他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对财富的渴望。
这种性格和环境让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也让郑芝龙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是郑芝龙自己却并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成功绝对不在仕途上。
自古以来，能够做大事的人往往早年出身贫寒、命运坎坷。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是为什么？
因为出身贫寒，他们要做成看似普通的事必定需要更大的恒心和毅力，这培养了他们百折不回的韧性；因为出身贫寒，曾经有求于人的遭遇让他们更善于察言观色、与人相处，这为他们有广泛的人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因为出身贫寒，曾经的饥饿感让他们拥有更强烈的野心和抱负……
贫寒会摧毁大部分人的人生，但是也有人能够在贫寒中获得成功的素质。郑立龙就是千千万万具有这种素质的人之一，他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命运会为每个人打开成功之门，就看他是否能够抓住。就在郑家一步步滑入泥潭的时候，郑芝龙的舅舅黄程从澳门返回到南安探亲。
在家乡人看来，黄程只是个富有的商人，郑芝龙也是这样想。
与其死守在家里死守贫寒，还不如和舅舅一同去澳门，见见世面，没准日后也能和黄程一样衣锦还乡。
郑芝龙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郑芝龙的父母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于是委婉地向黄程透露了这个意思。
黄程眼中透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神色，他早就看好了郑芝龙，因为郑芝龙身强体壮，而且从少年起就对武术有一种天然的热衷，他惊人的膂力经常引起其他男孩的羡慕。黄程见郑芝龙长得剽壮，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自己身边正好有用武之处
黄程之所以没有主动提出来，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实际上，他是一名"海商"，在明朝的正史记录中，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海寇"。
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默契。从十五世纪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迈向大洋深处的时间，比欧洲人要早了半个世纪，但这种领先很快就因为保守政府的打压而变为落后。
"海禁"这一字眼，对那时代生活在海边、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恐怖的词汇。从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令下达开始，中国人就被束缚在了无边的大海之外。
但是政府的铁血政令无法压制住人民内心中求生存、求富贵的天性。随着明朝政局的败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大明社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在海外贸易的暴利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惜铤而走险，带着对财富的渴望和梦想撕开"海禁"的枷锁航向大海。
这股势力非常庞大，政府斥之为"海寇"，而历史学家更愿意称之为"海商集团"。海商集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亦商亦盗，也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既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海商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
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中国政府终于部分开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特区，允许个人出海贸易。
中国人善于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闸门一旦开启一条窄缝，马上会被洪水所冲垮，造船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国的农产品与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大量经海商之手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贸易船只的数量被远远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许可证，便不惜风险采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甚至连政府的官员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为开放海禁的最大获益区，但是自然条件并非上佳的月港注定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海商们的下海热情，于是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通过澳门中转贸易。
15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