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一，云峰就没打算出门，一方面他需要筹备第二天的婚礼，另一方面也想在家享受下难得的天伦之乐。
这一次羊明去上邽赴任，云峰也准备把他的大本营一古脑儿的全都挪过去，姑臧毕竟地处边陲，尤其对靳月华主持的情报系统来说，极其的不方便。况且他把将军行辕定在上邽，对繁荣当地的经济也是大有好处的。
漫步在院子里，看着诸女进进出出的忙个不停，云峰只能干瞪眼，没办法，大家都不让他插手。
无聊之下，云峰渐渐地思索起了两个问题，目前来说，暂时还没有理出头绪，只能慢慢摸索着。
首要一条就是行政体制，君王想集权，下面要分权，表现在汉代是外戚与皇权的斗争，魏晋则是士族与皇权的争夺，后世的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利用科举来打击豪门世家，却又滋生出了另外一个集团，即文官集团。
从内心上讲，云峰比较倾向于明朝的内阁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又极其危险，皇帝很容易被架空，变成一个困守孤城无所作为的傀儡。明末的东林党之祸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可以说，东林党是造成大明朝覆亡的罪魁祸首！
但是，议会制又不可行，地方上代表来京城开个会，偏远地区光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得有个年把半年，这个会还怎么开？
不过，如果搞君主独裁专制，大权集中于一人身上，后世子孙将不可避免的腐化堕落！
结合古代史及近现代史来看，权力永远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的民主自由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存在，可是权力又不能失去监督，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国家覆亡，宗室被屠必然是铁板钉钉的事！
云峰教授百姓知识，鼓励他们解放思想，绝不是要搞什么共和民主出来，首先是社会条件不允许，再说了，谁也不会将到手的权力白白让出，一呼百应、万人之上又有什么不好？至少云峰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说白了就是皇权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一般在开国初期，皇权力量强大，当然了，偏安小朝庭不算在内。而到中期及未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破产农民逐渐转化为了佃农，地方势力也相应的壮大起来，反馈到中央，则是皇权的旁落架空。并且伴随着各种矛盾的积聚直至不可调和，最终只有推倒重来！
他希望通过开启民智，使百姓有一定的自主想法，摸索出一套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打破中国历史上王朝三百年一兴替的怪圈，把他建立的国家千秋百代的流传下去。
在经济上，云峰采取了严打土地兼并，引导发展工商业的手段，文化上，他大力提高女性地位，催生科学技术及民主思潮的萌芽，可是在政治架构上，集权与内阁之间如何取得平衡？长效监督体制又将如何建立？对于前世身为武夫的他来说的确头疼的很。
但是他清楚，关键之处，还在于通过工商业的壮大，把中国传统的宗法型社会改造为契约型社会，但又需要避免出现明朝中后期工商业主通过东林党人来挟持国家财政的情况发生。
而要解决这一点，又牵涉到了另一个使云峰头疼的地方，商业税的问题。
目前的商业税，是按照汉制来收取的，即“租铢之律”和“缗钱税”。
租铢，是以工商业者的销售收入为对象进行的一种课征。税率为赀万钱，算百二十七，即百分之一点二七。
缗钱税，则是对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以其货物价值或贷款额为课税对象，依一定税率来征收。对商人销售的商品和高利贷者贷放的钱谷，每价值两千钱税一算，对手工业者出售的产品，则每价值四千钱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其税率为前者百分之六，后者百分之三。
租铢在张轨张寔两父子执政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没办法，销售收入难以界定，汉武帝曾采取过极端手段，一旦发现瞒报即没收财产全家流放，但这样做无疑于临泽而渔，为云峰所不为，很简单，吃大户只能一顿吃饱，吃完就没得吃了。
对于缗钱税的征收，由于云峰的合并户籍政策，整个凉州目前只存在两种身份，一是官吏，二是平民，税率也相应统一为了百分之三，如此一来，公平是公平，商贾们均为之雀跃欢欣，但云峰却亏大了，他捞不到半点好处，从商人身上征来的税款连给官员们发俸禄都不够，舍已为人这四个字在他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
这绝不是他的本意！在他看来，商业税应该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他有对商贾开征所得税的打算。
历史上王莽曾经开征过所得税，以所得作为纳税标准，比较符合公平、普遍的原则，并具有经济调节功能。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不具备开征条件。一般的小作坊没有簿记制度，个人收入更加难以考察，而且征收力量也不完善，如果开征，需要多少专业人材？王莽采取的措施是让纳税人自占，即自己申报财产、收入和应纳税款！
然而，百姓与商贾们傻吗？没有一个有力的财会制度与审计监督制度，谁会傻乎乎的如实申报自已的财产？至少云峰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么大公无私的人的存在。话又说回来，就连现代社会偷税漏税还禁之不绝呢，因此，王莽的按所得收税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如今云峰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