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引用的传教士都是明代来华，亲眼目睹过明代中国情形的传教士的记载，他们不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也不比那些后世只凭纸面描写而妄自揣测的人，因此他们的证词应该是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
1、曾德昭的记录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记载，他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edo)，在1613年来华，而后在中国各地传教，曾经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过多年，行程遍及中国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途中写了《大中国志》，1649年又返回广州，曾经为南明永历帝宫中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后来死于广州。
其对已经处于连年大灾，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时期的明末中国情况的记录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下面是他关于明代人口之多的记录
“我曾在流往杭州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等待数量惊人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1]
“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镇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几乎连绵不绝。”[2]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3]
“它（指南直隶应天府）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村落彼此相接，由3英里接3英里不断。虽然现今因皇帝不驻跸于此而人口减少，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4]
“中国人体质好，身体壮实，他们是艰苦的劳动者，他们的上等土地用技术开耕，收获丰富，而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无一尺未开耕的土地)靠辛勤劳作，他们也终于使它有收成。”
“我路过河南，看见有人用三块铁犁，即犁头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条畦。又因土壤宜于我们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种子，他们把它放进一个固定在犁的顶端的容器，即方盘内，这样，豆种随犁头前进缓缓撤播地上，像谷物随磨斗转动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来年期望的谷种，是同时进行的。”[5]
2、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
盖略特?伯来拉在嘉靖时期因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并有海盗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关押在福州监狱里，后被释放，他在《中国报道》记叙的就是其留在中国时期的见闻。关于嘉靖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里也有记录，牵涉到的就是有名朱纨的事件。下面是伯来拉记述的嘉靖时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况。
“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6]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只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样。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7]
3、克鲁士《中国志》
克鲁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广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中国志》的最后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得知，他说到的上帝的惩罚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这时候他肯定在广州，这一段可以证明：
“我在广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打听国内发生的天灾，他不能用口把情况告诉，就给我一封他收到的信，里面谈到所发生的事，叫我抄录一份再还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写，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给了我。我在一个通晓两国语言的人帮助下，把它译为葡语，其大意如下:山西(o)的大老爷向皇帝上奏称这两省发生强烈地震，白昼变得暗若黑夜(他没有说延续了多久)。”[8]
（这也说明无论这些欧洲传教士如何记载大明的富庶繁华，但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因为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所以才把中国发生的灾害，幸灾乐祸说成是上帝惩罚）
摘录的主要是克鲁士关于明代人口、农业和饮食方面的记载。
“我也要在这里给读者们一个必要的警告，让他们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现在却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给人留下一个和听到的或读到的极为不同的印象，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在眼见中国事物后所证实。
“这必须要眼见而不能靠听闻，因为耳闻不如目睹。这种情况有似舍巴女皇(queenofon)，当她听说他的智慧之名时，她想亲自去证实一下，便从她的国家赴耶路撒冷，在听到所罗门谈许多事物，眼见他的宫室和政府后，她说:‘赞美那爱抚以色列和立你为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