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5世纪的第二次灵术革命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军队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令自由民主的种子在全灵素大陆范围内开花、结果。
依靠灵素阵列刻印机的批量生产能力，工业在这一时代中飞速发展，简单的劳力工作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由机械为主的生产流水线。这一改变导致大量奴隶无活可干，奴隶主们的利益受到巨大冲击；最终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奴隶主不得不缩减手下的奴隶数量，让他们回归自由，自力更生，这些奴隶就成为了“流民”。
有的流民找到了可以糊口的工作，风风火火地过起自由的小日子；有的流民投奔曾经用过他们的贵族，在贵族手下继续当仆役；还有的流民因为四处都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填饱肚子而坑蒙拐骗，杀人放火（主要是针对贵族），导致社会治安出现了严重问题，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逐日明显。
流民这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很快得到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进步人士的关注，他们花了巨大努力来改善流民的教育、生活、就业等问题，使流民逐步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而看到昔日的同伴在回归自由后过上了如此舒适的生活，被留下的那部分奴隶无法接受了。他们中有人消极怠工；有人独自出逃；甚至还有人煽动造反。
正当世界各国都在头痛奴隶问题之时，因特兰联邦迈出了第一步——建立以“三权五院”为基本的政府体制，彻底废除奴隶制，宣告人权的平等和自由。
因特兰联邦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建国初期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只不过因为贵族势力过于庞大，众多的奴隶也无法安置等原因，因特兰一直以来都只是在表面上追求平等，实际上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现今，受益于灵素刻印阵列机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因特兰的“商业贵族”们推动起了废奴运动——没有了奴隶和古老的人力劳作，他们的新兴工业能力就会更多地为人所用。
因特兰的商业贵族虽然在废奴运动一事上有一定的私心，带来的社会影响却是非常积极的。一时间，整个法兰半岛上都洋溢着浓重的自由主义气息，人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在这个时期留学因特兰的一众有志的圣科洛斯贵族们受到了巨大的触动，他们十分憧憬因特兰高效的政府体制，朝气蓬勃的学术氛围，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这些人留完学回到圣科洛斯后，大张旗鼓地宣扬起了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成为了后来的“激进派”，与为了保住贵族利益和地位的“保守派”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斗争。
为了安抚自从军队体制改革以来就闹得沸沸扬扬的保守派大臣们的怨气，打压自由主义的浪潮，当时的执政皇帝穆恩·诺德在保守派的怂恿下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法案——《奴隶士兵私有化法案》。这项法案令军队中的贵族得以用极低的代价获得奴隶士兵的完全支配权，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军队的内部矛盾。被贵族们买走的奴隶除了白天要进行劳作和军事训练之外，夜晚还要去伺候动不动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的贵族士兵，无论是谁也无法承受这种劳累和屈辱。最终奴隶们忍无可忍，引发了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东部叛乱导火索”的“瓦尔里丹事件”——瓦尔里丹军营里的奴隶团结起来反抗贵族的统治，并当众处死了好几名行为恶劣的贵族，使得贵族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
瓦尔里丹事件传入宫廷议会的时候，激进派和保守派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争论。激进派认为奴隶也是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人权，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关注；保守派则认为奴隶是“下等人”，不配跟贵族们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甚至不配拥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由于保守派势力大于激进派，国王穆恩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并且使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处死所有犯罪的奴隶以正视听。
宫廷议会的决定公布之后，激进派被彻底惹火了。从那一刻起，激进派意识到想要依靠腐败堕落的宫廷议会来改变圣科洛斯帝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运动准备。十年间，他们向奴隶士兵们传播人身平等，自由自主的意识；集结所有热心于民主自由，敢想敢做的人士，并策反统卫军内有良知的将领。最终于1516年，皇帝穆恩死后六年，其子萨雷姆·诺德当权之时，激进派人士在昔日的宫廷议会议员，帝国军部参谋长，狮人杜拉夫·莱恩伯格的带领下，于圣科洛斯帝国东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也就是“东部叛乱”。
由于起义军打的是解放奴隶的口号，统卫军中的奴隶士兵纷纷向他们投诚。每一个要塞里都有人当内应，每一支部队里都有人向起义军通风报信。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兼并了统卫军将近三分之一的地盘和兵力，整个圣科洛斯帝国东区——除了天然壁垒阿尔法特里，全都陷入了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在东区稳住了势头之后，起义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分三路而出，越过大峡谷向中央地区的统卫军发起进攻，目标直指诺德。
萨雷姆毫无带兵之才，却想像祖宗亚历山大一样南征北战，名垂青史，所以迫不及待地派出所有军力前往东部防线，与起义军一决死战。然而，起义军的目的并不是消灭统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