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整容、白色亚麻布衣裤和宾恩牌大头靴
我小时候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巴兰基利亚。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妈妈衣帽间的地板上，看她怎么打扮自己。我妈妈是这样一种女人，她可以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女裁缝（后来还劝女裁缝住到我们家来），但她却始终把她的衣帽间牢牢地锁起来。她的衣帽间面积宽敞，里面挂满了衣服，玲琅满目，应有尽有——没有她的陪同，谁也不得擅自闯入。她精心地、一丝不苟地照料每件衣服，我可不能随便乱动它们。每一条连衣裙、半身裙和衬衫都经过认真修改，她穿起来十分合体；她还经常对它们进行改进，比如添上两条袖子啦，把长裙的下摆剪短一截啦，把它们真正变得与她的气质相适合。我妈妈的衣帽间表明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个女演员，仪态优雅却又备受挫折，她是个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十分迷恋的女人。她必须每天做头发；如果没有化妆，她绝不会出门；只有上帝知道，她做过多少次整容手术。小时候，我总是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在乎自己的相貌。
我爸爸容貌俊朗，风度翩翩，是个玩乐的好手。他有身份，有地位，结果我小时候一直以为，白色的亚麻布是男士服装应该使用的唯一布料。我们生活的这座工业化的小镇位于赤道附近，气候一年到头炎热无比；为了舒服，我爸爸一天到晚只穿白色的亚麻裤子和白色的guayaberas（一种从古巴进口的宽松合体的亚麻布衬衫）。我看见他天天早上穿着同样的衣服去上班，每次都觉得他是那么潇洒迷人。爸爸热衷于旅行（我的爸爸妈妈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很迷恋）。他们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一走就是几个星期。我们周游了全世界。我们去过日本、印度、法国、意大利。在冬天的那几个月，爸爸总是带我们去气候比较寒冷的地方。我们往往是在纽约或者巴黎短暂停留一下，然后就去山区滑雪。因为我爸爸那么长时间在巴兰基利亚令人压抑的潮湿闷热中度过，他似乎发自内心地被冬天迷住了。在旅行期间，我了解了各地的文化、时尚、艺术，不过最让我感慨的还是各个地方人们的衣饰风格变幻多样。我们回家以后，妈妈有了成堆的新衣服需要裁改。爸爸重新换上白色的亚麻布衣裤，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去工作。我呢，穿着最新款式的巴黎时装重返学校，不过因为时光流逝，新款已经过时了一个月。我为这个向爸爸发牢骚，但他不像我那么耿耿于怀。“可是，你看看这个世界，”他说，“被时间困扰是不可避免的！”
我15岁时，爸爸妈妈把我送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去读书。报到的那一天，我穿着一件短裙子、一双高跟鞋和一件兔毛上衣。我昂首阔步地走在校园里，突然发现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很是另类。原来别的孩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卡其布、牛仔裤、浅色的机织毛衣，外加一条细腰带。“瞧那位哥伦比亚来的公主，”那些美国女孩肯定在心里这么想。“我们要把这位公主活活吃掉当午饭。”我向四周看了看，审视着这个富家子弟居多的学校，挑剔地想，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中规中矩。女孩子们都打长曲棍球，她们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看上去更像男孩子，而不是小姑娘。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心里暗想：“我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在来到这儿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人，我以为我已经见多识广，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我去过纽约、巴黎、罗马，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识过她们这儿的“预备学校”。但我还是到了这里，这里也许是美国在着装方面最刻板、最规矩的地方了，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体验到文化差异带来的震撼，这次震撼差点让我失去方向。
妈妈带我到韦尔斯利的市中心，我们想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衣服，把我重新拾掇一下，让我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只看中一件稍微漂亮点儿的衣服，那是一件粉红色的卡迪根式安哥拉开襟毛毛衫，扣子是珍珠做的（我知道是珍珠）。但我几乎立刻就后悔买了这件衣服，它很快就被我压到箱底，后来再也没有穿过。我决定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不能被吓倒，尤其不能被这些穿宾恩牌大头靴的女孩子们吓倒。
即便在今天，一个哥伦比亚女孩也无论如何不能想像，100多个美国女孩穿着大头靴“通通通”地行走在校园里是怎样一副情景。我断定我当年心里一定颇有一丝优越感。不过，现在我倒是非常欣赏这些美国式的服饰了。我认为蓝色的牛仔裤和白衬衫可以成为最让人神采飞扬的衣服。就看你怎么穿。我喜欢夏奈尔的手袋，但我也认识到，宾恩牌帆布包自有它完美的一面。它实用、别致、简单。就看你怎么背。在这里，我要非常骄傲地宣称，我的衣饰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的妈妈，一位性格坚强、风姿绰约的哥伦比亚女士。她教我懂得，以什么样的外表向世界呈现自己是十分重要的。我还要感谢我的爸爸，一名穿白色亚麻服装的男士，他没有让我埋头演习算术，而是把我推出去，让我看到了整个世界。我还十分感谢美国预备学校的一群女孩，她们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震惊，让我有机会保持自己的风格；而她们早在我之前就领会了简约之美（虽然直到今天，我对那些靴子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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